第六节 兴隆洼文化聚落与红山文化坛庙冢

兴隆洼文化聚落址与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存位于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地区，他们的发现充分展现了距今7000—5000年前西辽河流域的原始文化不仅有别于中原地区，而且是相当发达又具有神秘的色彩，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兴隆洼聚落址位于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东南部山梁的西南坡，1983年以来发掘了约30000平方米，是长城以北地区，我国发掘面积最大、年代最早的一处原始聚落址。兴隆洼聚落址呈不规则圆形，直径约166—183米，四周以大沟环绕，沟宽约1.5—2米，深0.55—1米。聚落址内的房址排列大体呈西北—东南方向，共约10排，每排约10组房屋，次序井然。这些房屋都是半地穴式，平面近方形，有的为长方形，大小不一，大的面积约60平方米，最大的一间面积达140平方米，小的房屋面积约20平方米。室内设有烧灶，有的房屋内还设有窖穴或埋有墓葬。个别房屋内还遗存有木炭，可能是房屋木结构部分的残存。房屋内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有锄形器、铲、斧、凿、磨盘、磨棒等，也有骨锥、骨匕、鱼镖等骨质工具；生活用具主要是缸、钵等陶器，器形较为简单。兴隆洼聚落址的年代，约距今7000—8000年间，早于关中地区的姜寨聚落址约1000多年。 　　距今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存，地处凌源、建平、喀左三县境内的大凌河河谷地带。祭坛址位于其东南方的东山嘴后的山梁前端，面临大凌河，并与隔河的一座山口相对；神庙则在祭坛址西北约50公里外名叫牛河梁的山梁之上，其南四公里有一座山势突兀、形似猪首的山头与之遥遥相对。神庙以东是山梁下一片开阔地，环神庙西一南方位的山丘上，分布着10多座积石冢。 　　1982年发现的喀左东山嘴祭坛址，是以相当讲究的石材加工砌筑而成，占地面积约2400平方米，其内的建筑按中轴、两翼分布。在中轴线的北部是一座方形祭台，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其内耸立着许多大石条，石条高约85厘米，朝上一头为锥形，排列密集，祭台上出土有双龙首玉璜等物件。中轴线的南部是一圆形祭台，北距方形祭台约15米，直径约2.5米，台内原置有一群小型裸体孕妇塑像和几个大型坐式人物塑像，出土时都倾倒在祭台外侧。这些小型孕妇像，头部大都残缺，高约五厘米，腹部凸鼓，臀部肥大，阴部刻纹清晰，通体打磨光滑，身上似涂红彩，可能是当时祈求丰产的偶像。大型坐像约当真人的1/2，头部亦残缺，双手交叉于腹部，盘膝正坐，可能是当时祖先崇拜的偶像。这些距今5000年前的人物塑像，在我国是首次发现，她们坐落在南北方圆对应的祭坛上，应该是当时祭祀的对象，方形祭台中的大石条可能是又一种祭祀对象的象征物。所以这里是5000年前人们从事祭祀活动的中心场所。 　　牛河梁神庙址位于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1983—1985年的发掘表明，其建筑结构比较复杂，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组成。多室在北，为主体建筑，南北长18.4米，东西残宽6.9米，主室位于该建筑南北中心部位偏北处，平面略呈圆形，在其东、西、北三面各有一室与主室相通。单室建筑位于多室建筑以南约2米，面积约16平方米。在这组建筑的墙壁上发现有彩绘图案，图案以赭红间黄白颜色交错绘成，有三角形几何纹、勾莲纹等，华丽壮观，是迄今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彩绘壁画。 　　在主室中除发现有猪龙、禽爪等泥塑件外，还发现了分属六个个体的人像泥塑残件，有头、肩、臂、乳房、手等。人像大小不一，但都属女性，其中最大的一个位于主室中心部位，约为真人的三倍。在其侧旁发现一个中型人像的头部，保存较为完整，大小与真人相当，其发顶部分缺失，高22.5厘米、颜宽16.5厘米、通耳宽23.5厘米，额顶发迹平直起棱，眼窝较浅，眼内嵌圆形玉片为睛，炯炯有神，低鼻梁、阔嘴、双唇涂朱，颜面涂红彩，似为蒙古人脸形。这些大小不一的女性塑像大都是坐式，其坐次可能有中心、层次之分，都是当时供奉的女神，可能就是神化了的祖先崇拜的偶像。因此，这组建筑是一座女神庙。 　　积石冢已发现六处，分别相距神庙约750—1100米。其中1983年在神庙南部发掘的一处有四座积石冢，东西向排列，全长110余米，中间的两座，一为方形、一为圆形。方形积石冢东西长17.5米，南北宽18.7米，残高约1.4米，东、西、北三面以大石垒砌外墙，墙上覆盖积石，墙内积石近3米宽，1.2米高；冢中央为一石砌方台，边长3.6米，现高0.5米，其中心以石板为椁构成墓室，墓室东西长2.21米，宽0.85米，高0.5米。圆形积石冢位于方形积石冢以东二米，由内外三圈淡红色石桩围成，呈内高外低的圆坛，圆坛外圈直径约22米，内圈直径约11米。这一圆坛可能具有墓祭的性质。在方形积石冢以西3米是一长方形积石冢，东西长26.8米，南北宽19.5米，设有内外石墙。在内墙内侧发现一排24件彩绘红陶筒形器，可能具有特殊的用意。在南内墙外，发现石板墓15座，这些墓都以竖置的石板或平垒的石块构成墓壁，墓室大小约容身，墓顶以石板或石块封盖，墓中一般以玉器随葬，多者五件，种类有玉箍形器、环状玉猪龙、玉璧、玉勾云形饰、玉环等，件件制作精良。 　　牛河梁积石冢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冢内大小墓有别，是我国发现的距今5000年前最大的积石冢群。它们以神庙为中心，成组分布，各居山头，并在50公里范围内，与神庙以及东山嘴祭坛一起构成一个具有等级关系的神圣地带，体现了当时在一个广阔的区域内存在着一个富有浓厚宗教色彩、已相当发展的社会组织。

第八节 距今四千年前的几处城址

距今4000年前的城址，是近年来最为引人注目的发现。 目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及长江中游地区已发现了20多座。这些城址的发现对于探索我国城市的起源、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距今4000年前的城址，最早发现于河南省，目前已在河南省发现五座。它们分别是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偃城郝家台、辉县孟庄、郑州西山。此外，早年在安阳后岗也发现过一段夯土墙。 　　王城岗城址是最早发现并确认的距今4000多年的城址，位于登封县告成镇西约一公里的台地上，1977—1981年的发掘表明，它是由东、西并列的两座城址组成。东城的城墙大部分已被河流冲毁，其中残存的南墙西段长约30米、西墙南段长约65米，南墙与西墙垂直相交。东城的平面可能是正方形。西城与东城合用一城墙，东城的西墙就是西城的东墙。西城的南墙与西墙的基础槽以及筑墙夯土层尚存于地下，其中西城墙基础槽口宽4.4米，底宽2.54米，深2.04米，夯层厚度约10—20厘米。南墙长82.4米，西墙长约92米，北墙的东段亦被河流冲毁，其西段残长约29米。西城的西南城角与西北城角都接近90度，表明西城平面也是方形，其面积约10000平方米。在西城的南墙东部与东墙南端，有一约10米宽的缺口，这可能是西城的南门遗迹。从两座城址的残存情况分析，西城可能是在东城被毁之后建筑的。 　　在王城岗城址内已发现有多处夯土建筑遗迹，但都遭破坏，原貌不辨。此外还发现一些经夯筑的圆形土坑，坑内填埋有成年人和儿童的骨架，少者两具，多者七具，有的数坑相连一次填夯。这种现象可能与重要建筑遗迹有关，属奠基坑。王城岗城址的年代约早至距今4300年，该城址面积不大，其职能可能是作为防御作用的城堡。 　　孟庄城址是黄河中游地区发现的面积最大的距今4000年前的城址。它位于辉县孟庄镇东部坡地上，北依太行山，南临黄河故道，1992年发现。城址平面呈正方形，城墙长宽均约400米，总面积16万平方米。除西城墙外，其余三面城墙保存较好，由主城墙和两侧附加部分组成。主城墙顶宽5.5米，底宽8.5米，残存高0.2—1.2米左右，部分地段高2米，系采用集束木棍层层夯筑而成，夯层厚约8—15厘米。主城墙内外两侧的附加部分宽约10米，是后来的修复所致。城墙外侧有一周护城河，河底距地表深5.7米。孟庄城址建于河南龙山文化中期，年代约距今4300年左右。 　　平粮台城址是目前所知保存较好的一座，位于淮阳县东南四公里的大朱庄西南，面积约50000平方米，高出附近地面约三至五米，其年代早至距今4300年。1979—1980年的两次钻探、发掘表明，该城址平面呈正方形，长宽各185米，城内面积约34000平方米。城墙系采用小板筑堆筑，即先在城墙的内侧夯筑一高1.3米，宽0.8—0.85米的小板筑土墙作为城墙的内壁，然后在其外侧堆土夯实，逐层加高到超过小板筑墙的高度，再堆筑出城墙的上部。城墙残高三米多，顶部宽约8—10米，底部宽约13米。已发现南北两门，均位于南、北城墙的中部。其中南门设有东、西门卫房，门卫房依城墙用土坯垒砌，房门相对。门卫房南北长4.2—4.4米，东西宽3.1—3.3米。东西门卫房之间为城门通道，宽约二米。在门道之下设有排水系统，即在门道下挖一条北高南低、上宽下窄的沟渠，沟渠上口宽及深各约74厘米，沟渠内铺三条陶质排水管道，沟底铺一条，其上并列铺两条，管道周围以料礓石和土填实，其上再铺上作为门道路面。发现的排水管道残长约5米多，是多节套接而成，每节长0.35—0.45米不等，近直筒形，一端稍细、径为0.23—0.26米，另一端较粗、径为0.27—0.32米，每节管道小口朝南，套入另一节管道的大口内，如此节节套扣。这是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城市排水系统。 　　平粮台城址内已发现10多处长方形排房建筑址，这些房屋有的是平地起建，有的为高台建筑，普遍使用土坯作为建筑材料。其中位于城内东部偏南的一处排房为平地起建，东西长12.5米，南北宽4.34米，土坯墙宽0.34米，分作左、中、右三室，三室各有一向南开的门，门宽0.7米，南北屋墙外设有散水坡。城内出土的遗物大多为陶器，引人注目的是，在一个灰坑内发现了一块铜渣，表明当时已初步掌握了冶铜技术。 　　迄今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境内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已有13座，其中四座分布在泰沂山地北侧，八座分布在鲁西，一座位于鲁西南。这些城址有的分布密集，呈现出城址林立的局部图景。 　　泰沂山地北侧的四座城址分别是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邹平县苑城乡丁公，临淄县田旺和寿光县孙家集边线王。其分布范围东西约100公里，南北约40公里。城子崖距丁公直线距离约50公里，丁公距田旺、田旺距边线王均不足40公里。它们的始建年代，前后相差不过三四百年。 　　边线王城址经过1984—1986年的三年发掘，发现该城址是由里外两座城组成，外围的大城是在里面的小城被破坏之后就地扩建而重新建造的。小城址位于大城址中部稍偏东南，平面为圆角方形，每边长约100余米，面积约10000多平方米，设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道。大城址平面亦为圆角方形，每边长约240余米，城内面积约57000多平方米。在四边城墙的中部各开一城门道，其中已发掘的西、北两个城门的城墙缺口，宽度相同，约10米左右。城墙夯筑而成，仅发现城墙基槽部分。城墙基槽的构筑工程浩大，为斜坡沟状，深约六至七米，口部宽约七至八米，最宽处约有10余米，基槽逐层填土夯实，夯层厚约5—15厘米不等。在基槽夯层内还发现了埋置有人、狗、猪的骨骸和陶器的小墓坑，这是在筑城时特意埋入的，可能与奠基习俗有关。 　　丁公城址发现于1991年，平面略呈方形，城内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310米，面积约10万平方米。城墙宽约20米，残高约1.5—2米。城墙外侧有宽20余米、深三米的巨型城壕，这是首次发现的距今4000年前的城壕。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城墙边一个灰坑内的陶片上，还发现了11个刻符，经研究，多数学者认为是不属现行汉字系统的原始文字。 　　城子崖城址最早发现于1928年。1990年的发掘表明，城子崖城址实际上是三座，分别建于周代及其以前的三个时期。其中最早的一座属龙山文化时期，面积最大，平面近方形，东西宽430余米，南北最长约530米，占地约20万平方米。城墙部分已被破坏，但四面城墙墙基尚完整地保存于地下。东、南、西三面城墙较为规整，北面城墙弯曲并向北外凸。残存的城墙距地表2.5—5米，残宽8—13米。城子崖城址比边线王城址和平粮台城址大三四倍，比王城岗城址大20倍，它的性质可能已超越了主要作为防御作用的城堡的范畴。 　　分布于鲁西南的八座城址，发现于1994年，分为南北两组。南组三座，分别是阳谷县景阳岗、皇姑冢和王庄。其中以景阳岗城址为中心。景阳岗城址平面近扁椭圆形，南北长1150米，东西宽230—400米不等，面积约35万平方米，在地下水位以上的城墙高一至二米不等，其上压着岳石文化和东周时期的城垣。城内有大小两个夯土台址，大台址长520米，宽175米，面积约90000平方米，台高五至六米，分作几层台面。小台址在大台址东北15米，长130米，宽60米，面积约8000平方米，两座台址均是用生黄面沙土筑成。皇姑冢城址位于景阳岗西南八公里，面积约60000平方米。王庄城址位于景阳岗东北10公里，面积约30000—40000平方米。 　　北组五座，分别是茌平县教场铺、土尉、乐平铺(卅里铺)、尚庄和东阿县王集。其中以教场铺城址为中心。教场铺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约1100米，南北约300多米，面积近40万平方米，城内也有东西对立的大小两个台址。东台址长160米，宽100米，面积16000平方米，高六米。西台址长800米，宽160米，面积128000平方米。两台址相距70米。其余四座城址，有三座在教场铺城址以东南北一线分布，间距约三至四公里，距教场铺城址三至六公里。尚庄城址则位于教场铺城址以北偏西处，相距约19公里。这四座城址的面积约在30000—40000平方米之间。 　　鲁西南这两组城址已形成了小城依附大城分布的格局。 　　在长江中游地区已发现的距今4000年前的城址有五座，它们分别是湖北天门市石家河、江陵县阴湘城、荆州市马家垸〔yuàn院〕、石首市走马岭及湖南澧县城头山。其中城头山城址年代最早，约距今5000年；而石家河城址的面积最大，约130万平方米。 　　城头山城址位于澧阳平原西部、澧县县城西北约20公里的东溪乡南岳村，1991年发掘确认其始建于屈家岭文化早期。城址平面近圆形，直径约325米，由护城河、夯土城墙、城门、城内夯土台址和道路等组成。护城河以人工河道和自然河道结合而成，现保存的西南至北门一段护城河，长460米，宽约35米，深约4米，至今仍河水盈岸。城垣夯筑，宽约20米，顶部残宽约7米，现存高度距护城河水面为5.7—6.3米。城门缺口四个，东西、南北相对应，在东门已清理出一条宽五米以上的卵石路通向城内。北门内有一圆形大堰，并通过北门水道与护城河相通。夯土台址发现于城中心偏西和偏南处，在城内还发现了制陶作坊区和墓葬区，已清理陶窑八座、各类墓葬近500座。另还在城中部偏西处清理出一段可能是贯穿城址东西两门的主要干道，道路宽二米，用红烧土铺筑，道路两旁设有水沟。 　　石家河城址位于天门县石家河镇北侧，平面近方形，南北长约1200米，东西宽约1100米。西墙及南墙西段保存较好，墙底宽约50米，似为堆筑而成，南北两墙有较大的缺口，城外有60—100米宽的护城河，其外侧还有一些可能是挖护城河土堆筑起来的土台。城内有集中的居住区、墓地及宗教活动遗迹。其中在居住区发现有一米厚的土坯垒墙及密集的粗大柱洞，在宗教遗迹中除发现特殊的建筑址外，还有几千件陶塑动物和上百件人抱鱼像。该城址建于屈家岭文化繁荣期，距今4600年左右。 　　距今四五千年间，黄河中下游地区及长江中游地区出现的如此众多的大小不一的城址，不仅表明当时的社会已有了高度的分化，而且还表明当时正处于一个大动荡的时代。

第七节 河姆渡遗址与良渚文化祭坛

河姆渡遗址位于杭州湾南岸的余姚县河姆渡村东北，1973年在这里发现了一种与黄河流域的原始文化面貌完全不同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其年代早至距今7000年。这一发现改变了只有黄河流域才是中华远古文化摇篮的传统观点。 　　与黄河流域的半地穴居址形式不同，河姆渡遗址上发现的约距今7000年的建筑是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木构干栏式房屋。当时建造这种房屋已使用了榫〔sǔn笋〕头卯眼等细木工榫结合的技术，其中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以及企口板的发明，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发现的最大一栋干栏式房屋，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其内分隔成若干小房间，并设有前廊过道。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河姆渡遗址是这种建筑形式的最早发现。 　　稻是当时的主要栽培作物。稻谷、稻壳、茎叶普遍发现于居址内，其混杂堆积达20—50厘米厚，最厚处超过一米。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发现的代表性水田耕作工具主要是骨铲，有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制成，有的有銎〔qíng琼〕有穿，以捆装木质把柄，还发现有木耜、石斧、石刀、舂米木杵等工具。与农业定居生活相依存的家畜饲养业也有一定的规模。猪、狗的骨骸在遗址中普遍发现，猪的形象还作为丰收吉祥图案标志在陶器上，或被制成陶塑模型。此外，饲养的家畜可能还有水牛。 　　当时的手工业已有多种门类，除木器、陶器制作业外，还有骨器制作和编结纺织等。编结可能已使用原始腰机，发现的芦苇席残片是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制作的骨器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似蚕纹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艺术。外表涂生漆的木碗，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漆器。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丰富多彩的稻作农业、家畜饲养业以及手工业遗存，展示了长江下游地区在距今7000年前后即已拥有充分发展的农业文化成就，而1986年以来发现的良渚文化的土冢、祭坛、中心聚落址与神徽玉器则进一步表明这一地区在距今4800年前，其原始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后世的神权与王权意识在这里已经有了初步而形象的反映。 　　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良渚文化人工堆筑的土冢，位于杭州市余杭县雉山村南侧的反山土冢。现存的反山土冢东西长90米，南北宽30米，高四米。1986年在反山土冢西半部发现的11座墓葬，规模都较大，一般长三米，宽约二米，深1.3米左右，墓内原可能有外表涂朱的木棺。每墓都有大量的随葬品，种类有陶器、石器、象牙器、漆器、玉器等，其中被后世视为珍贵礼器品的玉器成批出土，最多一墓有170件(组)，铺满墓室。在出土的3200多件玉器中，种类主要有琮〔cóng丛〕、钺、璧、璜、佩、冠饰、三叉形器、瑗、牌饰、杖饰、带钩、串珠以及鸟、鱼、龟、蝉等，大都精美绝伦。其中琮、钺、璧等玉器是当时的高级礼仪用品，最大的一件玉琮，高17.6厘米，重达6.5公斤，是迄今发现的玉琮之冠。 　　发人深思的是，在琮、钺、冠状饰以及三叉形器等玉器上，通常雕刻有繁褥的图案装饰，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是繁简不一的神像图案。完整的神像图案为阔嘴露齿、宽鼻、圆目睁睛，满首羽冠飘然，耸肩叉腰、腰系饰带，鸟足蹲踞，全身以兽面纹装饰。这种神像有的极小，需借助放大镜方能观察，但刻纹线条流畅、细如毫发，体现了距今4800年前太湖地区的玉雕技艺已达到极高的境界。整个神像图案似神人兽面结合，表现了威严无比、气贯长虹的气概，充满了良渚人的信仰与追示。将这种神像雕刻在玉琮、玉钺等重器上，由当时的上层贵族所执，表明这种神像可能是良渚文化的神徽。 　　良渚文化的祭坛墓地位于反山土冢东北五公里的瑶山上。祭坛经过精心设计，为近方形的漫坡状，边长约20米，面积约400平方米，以不同的土色分为内外三重。中心为红色土方台，四边长约6—7.7米，红土外围为灰色土填充的围沟，灰土围沟外是用黄褐色斑土筑成的围台，围台面铺砾石，边缘以砾石叠砌。这座祭坛由多色土构成，衬托了祭祀场所的神秘色彩，开创了后世多色土祭坛建筑的先风。 　　祭坛上分两排埋葬着12座墓，各墓都出有成批玉器，其中以埋在中心红色土台上的墓葬出土玉器最多，有的多达148件(组)。这批玉器制作精良，种类有富有神秘色彩的玉琮、透雕玉冠、冠状饰、三叉形器等，其上也大都雕刻有神徽，使人望而生畏；还有象征权力的玉钺、龙首牌饰；也有鸟、璜、带钩等装饰品和嵌玉漆器等高级用品。这些墓主生前很可能是祭祀苍天、大地、神灵的祭师或巫觋〔xí习〕。 　　除反山与瑶山外，目前发现的良渚文化高台土冢、祭坛墓地，还有浙江余杭汇观山、海宁大坟墩、余墩、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昆山赵陵、常熟罗墩、武进寺墩等地，几乎遍布太湖地区。而与大型高台土冢、祭坛墓地相应规模的大型建筑址，则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中心部位的莫角山遗址。 　　莫角山遗址是一处经人工修筑的台形基址，东西长约730米，南北宽约450米，面积达30万平方米以上，高出周围地面平均三至五米以上。 目前已在遗址上发现了一处面积超过14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基址和另一处留有三排颇大柱洞的夯土基址。夯土基址由9—13层泥、沙层间隔筑成，厚约50厘米；三排大柱洞，排间距约1.5米，柱洞坑口径约0.44—1.35米，深0.21—0.72米，内有直径约半米以上的木柱灰。另还发现了数米长的大方木，多处经火烧过的大量土坯堆积。这些表明这一大型台址上曾建有规模空前的巨型建筑物。当年它那高大雄伟的形象，足以令人望而生畏。使人惊叹的是，在莫角山大型台址周围约12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各类大小遗址40余处，其中瑶山、反山、汇观山等都是围绕这个中心遗址而存在。莫角山遗址上的大型建筑物，很可能是良渚人最高统治者向人民发号施令的场所。 　　反山土冢、瑶山祭坛墓地与莫角山大型台基及建筑址的发现，充分显示了距今4800年前的良渚人的精神世界与辉煌灿烂的物质文化，良渚文化的社会在那时已经进入了高度发达的时期。然而，良渚文化成就的消失如同它的发现一样引人瞩目。太湖地区在良渚文化以后的近千年内，还没有发现可与发达的良渚文化成就相比拟的文化遗存。良渚人创造的文化精华，在良渚人之后流向了何方呢？

第五节 西水坡、洪山庙及朱封等几座特殊的墓葬

1987年，在河南濮阳市西水坡发现一座形式奇特的“墓葬”，坑作盾形。在墓中部有一具老年男性骨架，大体呈头南足北的仰卧直肢姿式，在其东西两侧有以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在龙虎外侧以及老年足端外侧的三个方位又有三具青少年骨架以及一对腿骨和一堆三角形蚌壳。这是一座什么性质的墓葬，目前尚不清楚，有学者认为蚌壳龙虎与其外围的三具青少年骨架不是同时埋入的，而与龙虎之间的老年男性骨架则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年代距今6000年(图1)。 　　蚌壳龙位于老年骨架的东侧，头北尾南，长1.78米，昂首曲颈，弓躯伸尾，其形状犹如在腾飞。蚌壳虎位于老年骨架的西侧，虎背与龙背相对，相距约1.5米，亦是头北尾南。虎长1.39米，头微低，尾下垂，四肢交递，其形状好像在行走。这对龙虎都是用未加工的自然蚌壳摆塑而成，整个造型富有立体感。其中龙型图案是迄今在中原地区年代最早的发现。

图1 仰韶文化蚌壳摆塑龙虎与人骨平面图 西水坡发现的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共有三组，呈南北一字形排列，各相距约20和25米，第二组还有鹿等动物的形象，第三组的龙背上似骑着一人。对这三组龙虎图案含意的解释，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不过多数学者认为，龙曾作为华夏祖先的图腾崇拜物，虎又似神威权力的象征，第一组龙虎之间的男性老人死后由龙虎伴随，至少表明他生前的身份在当时是受人尊敬的。 　　这种龙遗存不仅发现于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中，在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的史前文化中亦有发现，而且年代都较早。 　　1993年，在湖北黄梅，南距长江约25公里处的焦墩遗址上发现一条用河卵石摆塑的龙图案，其年代约距今6000—5000年。龙摆塑在红烧土上，全长4.46米，头西尾东，昂首张口，口吐长舌，龙身呈蛇身鱼尾，腹下有爪状双足，颇为生动。西辽河流域的龙型堆塑，于1994年发现于阜新查海遗址上，属兴隆洼文化，距今约8000年，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一条龙图案。这条龙用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摆塑在遗址中部，全长近20米，龙身宽约二米，呈昂首张口、弯身弓背状。在龙的北部为一座面积约120平方米的大房址，在龙的南侧发现有排列紧密的墓葬和祭祀坑。这种平面布局关系，表明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龙在当时的社会中就具有特殊的含义。 　　1989年在河南汝州洪山庙发现了一座罕见的瓮棺丛葬墓，其年代距今5500年前后。该墓为长方形土坑，东西长6.2米，南北宽3.5米，深约0.5米，东南角部分已被破坏，墓底铺一层厚约10厘米的细黄土，墓内有136具以陶缸、器盖或钵为葬具的瓮棺，南北横向排成11排。每具瓮棺内葬一人，均为二次埋葬，男、女、老、幼均有，年龄最大者已逾60岁，最小者在10岁以下。每座瓮棺的底部均有一个圆形穿孔，而且是在烧制前穿透的，表明它们都是作为葬具专门制作的。这种将百余人埋在一起的瓮棺丛葬墓，体现的何种社会风尚及历史背景值得研究。然而，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这些瓮棺葬具上还饰有彩绘或堆塑人物、蜥蜴等。彩绘图案为人物和动植物。人物图案一般画出人体外形，不绘五官。动物图案有鸟、龟、鹿、蜥蜴、鱼纹等，形体已有抽象，局部特征多加以夸张。植物图案有叶纹、连续树枝纹等。此外，在个别女性瓮棺葬具上绘有男性生殖器图案，反映了当时已存在男性生殖崇拜的意识。 　　朱封大墓位于山东临朐县南约五公里的朱封遗址上，1987、1989年发掘了三座木椁墓，其中两座为重椁单棺、一座为一椁一棺，属山东龙山文化晚期，是至今发现的距今4000年前规模最大的木椁墓。 　　两座重椁单棺墓形制基本相同。其中一座墓圹长6.3米—6.44米，宽4.1米—4.35米，深1.48米—1.72米，内椁之外为高0.25米—0.35米的生土二层台，外椁即置于生土二层台上，在外椁之外又筑成熟土二层台，这样从墓口至墓底形成有三个台阶。外椁呈井字形，长4.65米，宽2.75米，残高为0.34米—0.52米，厚0.12米—0.16米。内椁亦呈井字形，长3.85米，宽1.6米、残高0.5米—0.55米，厚0.12米—0.15米，内椁上有盖板。内椁中的木棺置于两根垫木上，棺长2.6米，宽0.58米—0.6米，残高0.3米，壁厚0.05米—0.12米。棺内葬一人。另一座重椁单棺墓，还在棺的一侧设有边箱，在内椁的外端设有脚箱，开棺椁墓中边箱与脚箱之先河，棺内葬一女性，死者手握獐牙。发现的单椁单棺墓，部分已被破坏，规模也相当大。墓长6.68米，有生土二层台，椁长4.38米，椁顶有横梁与盖板。棺长2.64米，宽0.72米，棺一侧设小型边箱。 　　这三座大型木椁墓的随葬品都很丰富，有各种精美的陶器、骨器、玉器等。陶器有鼎、鬹〔gui规〕、罍〔lěi垒〕、豆、盆、三足盆、盂、盒、蛋壳陶杯等。玉器有钺、刀、环、簪〔zān赞阴平〕、头冠饰、坠饰等。其中玉簪呈半透明的乳白色，两侧有三个浮雕人面像，长10.3厘米。头冠饰长23厘米，有玉笄和扇形镂孔透雕组成，其上镶嵌绿松石，极为珍贵。此外，棺椁间还发现多处彩绘木器朽腐后的痕迹，颜色有红、黑、黄、灰、白等多种；有的还出鳄鱼骨板、猪下颌骨等。 　　朱封大墓不仅规模大，随葬品丰富，而且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重椁和单椁大墓，对后世埋葬中的棺椁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四节 姜寨、王因和柳湾等原始氏族墓地

我国发现的原始氏族墓地已有数百处，其中规模最大的是70年代发掘的姜寨墓地、王因墓地和柳湾墓地。 　　1975年，在陕西临潼县姜寨原始村落址的广场上，发现了埋葬2000多人的大型墓地，后来弄清楚这片墓地是在原村落废弃后才开始形成的，其年代约在距今6000年前后，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晚期。这一墓地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保存完整，发现墓葬180多座。墓葬都为长方形或方形土坑，大小不一，最大者长3.4米，宽2.4米，最小者长0.51米，宽0.37米。墓葬分布极为密集，在墓地中心部位，互相叠压的墓葬不胜计数。墓中的人骨，大都是暂埋若干时间后，再拾取主要骨骸重新安葬的二次葬。其中130多座墓是合葬墓，少则二人，多则达80多人，一般在20人左右，都是不分性别、不论辈份、男女老少合葬在一起。单人葬有50多座，其中单人一次葬有32座，葬式大都取仰卧伸直的姿式。随葬品一般是一墓一套，有的多人合葬墓则随葬两套以上，种类以陶器为主，也有石器、骨角器等，大都是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其中有些墓中还随葬着一套绘画工具，如带盖石砚、小研棒、水杯及赤铁矿颜料块等。180多座墓共埋葬了近2200人，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埋人数量最多的一处原始社会的墓地。 　　在已发现的仰韶文化近百处墓地中，最能表明死者之间亲疏关系的要数1958—1959年发掘的陕西华阴横阵墓地。横阵墓地位于居住址的东南部，在保存的200平方米内发现三个大坑套小坑的复式合葬墓，间以八座普通合葬墓，三个复式合葬墓是当时按亲属关系区分群体的主要实证。复式合葬墓是先挖一个东西宽约二至三米，南北长约10多米的大坑，在大坑内南北向再挖数个小坑，尸骨埋于小坑中。其中一座大坑中有七个小坑，另一座大坑中有五个小坑，还有一座大坑部分已破坏，只存留三个小坑。每个小坑中埋人骨4—12具不等，这些人骨都属二次埋葬，男女老幼合葬在一坑，头向朝西，内置一两套日用陶器作为随葬品。累计一个复式合葬墓内约埋葬40来具人骨。这三个复式合葬墓埋的应是当时整个村落中的人员，而其内的小坑中埋的应是各个家族的成员；隔一定时间后，又以村落为单位，对后来死亡的人员进行集体二次埋葬，形成又一个复式合葬墓；再隔一定时间后，又举行一次，形成了第三个复式合葬墓。这种葬俗体现了当时的村落是几个大家庭共同组建的。 　　王因墓地位于山东兖〔yǎn演〕州市王因村南部，在1975—1978年间的发掘中，发现墓葬899座，是黄河下游地区发现墓葬数量最多的一处史前墓地，其年代约距今6000—5500年，属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多为长方形浅坑，长约1.7—2.3米，宽约0.5—1.3米。约有20%的墓随葬有日用器物及仿制的明器，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个别的墓还随葬具有特殊含义的龟甲和獐牙等物件。大多数的墓葬是单人仰身直肢葬。约30座墓是仰身直肢的合葬墓，合葬者少则二人，多则五人，大多数是同性合葬。二次葬墓约200座，分为单人和多人两种，二次多人合葬墓的埋葬形式与关中地区仰韶文化的二次多人合葬墓的相同，少则二人、多则达24人，但这里的合葬者大多为同性，一般无随葬品。史前同性合葬墓最早发现于关中地区的仰韶文化中，而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则是地处黄河下游的王因墓地。墓中的成年人骨通常被拔除上侧门齿，枕骨、颌骨也都被人工变形，这是大汶口文化居民生前流行的一种奇特习俗的反映。 　　1974—1978年，在青海乐都县柳湾村后山坡上发现了1700多座墓葬，是我国史前考古中发现墓葬数量最多的一处墓地。墓地位于湟水北岸向阳山坡上，按东西走向的山势分为三个墓区，东、中区以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的墓葬为主，其年代约距今4500—4000年前，西区以齐家文化墓葬为主，其年代约距今4000年左右。 　　马家窑文化的墓葬约1100多座，大都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部分为洞室墓；而且大小不一，大者墓长约四米，小者墓长约一米。洞室墓在墓道与墓室之间往往插有成排的木棍或木板，以封堵墓室。有的墓用木棺或垫板作为葬具，埋一人的墓以仰身直肢葬为主，部分为二次葬。合葬墓发现较多，一墓葬二至七人不等，都是一次埋入，或并排埋葬，或上下叠压埋葬。这些合葬墓大都是夫妻合葬，或是家庭成员合葬。墓中普遍随葬陶器，大都为彩陶，有的墓陶器堆满墓坑，远远超出个人的实际需要，当是财富的象征。墓中出土的陶器计有万件之多，其中外壁塑成裸体女人像的彩陶壶，是当时的艺术精品，边缘刻锯齿的小骨片是当时记数的体现，发现在彩陶壶上的130多种符号，表明了当时简单记事的手法。 　　齐家文化墓葬约360多座，这些墓葬亦分为两种，即长方形竖穴土坑和洞室墓。多数墓的葬具是以圆木挖成的木棺，木棺一般长1.7—2米左右，宽约0.5米左右。绝大多数墓为单人葬。约20多座是二至七人的合葬墓。二人合葬墓大都是成年男女合葬，男的仰身直肢埋在棺内，女的侧身屈肢埋在棺外。多人合葬墓中，棺内的男性骨骼一般较为完整，而棺外的骨骼大多残缺不全，有的仅剩头骨。绝大多数墓有随葬品，种类有陶器和石、骨器等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以及装饰品。通常有木棺的墓随葬品较丰富，多达30多件，无木棺者随葬品则较少，有的甚至无随葬品。这些现象表明当时已经有了明显的贫富分化。

第三节 半坡、姜寨等原始聚落遗址

我国的早期村落，由于年代久远，都已湮没于地下。1954—1957年，我国首次对西安半坡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为了解我国距今6000年前的村落，启开了一扇窗户。 　　西安东郊的半坡村落址，面积约30000平方米，已发掘了约10000平方米。村落由一条深五至六米、宽六至八米的大防卫沟环绕，房子和大部分的窖穴、家畜圈栏以及小孩瓮棺葬群集中地分布在村落中心，并以一条小沟区分为两片，每片里有一座大房子和若干座小房子。大防卫沟以外的村北是公共墓地，烧制陶器的窑场则在村子东头。 　　半坡村落址没有全部发掘，但它的发现为日后发掘完整的姜寨村落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姜寨村落址位于半坡村落址东北15公里，临潼县城北约一公里的临河东岸上，南依骊山北麓，遗址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1972—1979年，历经八年11次发掘，揭露17000多平方米，在遗址的最下层，发现了一个保存基本完好、距今约6600—6400年的原始村落址。这一村落址是经过前后多次增建、扩建，最后形成的村落址，分为居住区、公共墓地、窑场等三个部分。 　　居住区位于中部，呈椭圆形，面积约26000平方米。东、北、南三面挖设大壕沟环绕，作为对外的防御设施，西南部则以临河作为天然屏障。壕沟内侧，每隔一定距离设一小房子作为哨所，以瞭望村外情况。居住区的正门通道在西南部，那里紧靠临河。临河是当时居民日常生活的水源，制作陶器的作坊和烧制陶器的窑场也设在河旁。 　　居住区中央为一空旷的广场，面积约5000平方米，是集体活动的公共场所。靠广场西边，设两处面积约50平方米的家畜圈栏。环广场四周，分五个方位建造房屋五组约100座。每组房屋约20座，以大型房屋为主体，周围环绕中、小型房屋，每座房屋的门都开向中央广场。大房屋平面呈方形，面积近百平方米，最大的一座达124平方米，室内设灶坑、灶台，置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这种大房屋除作为居舍外，可能还是当时的议事中心。中型房屋平面亦呈方形，面积一般在20—40平方米，室内亦有灶坑及日常生产、生活用具。小房屋数量最多，平面有圆形、方形两种，面积约15平方米，同样设有灶坑，放置着生产、生活用具。中、小型房屋都是当时的居舍。储藏食物、用具的窖穴大都在房屋附近。 　　公共墓地位于大壕沟以东，由北而南发现了三块。墓地中埋的都是成年人，而婴儿大都装入大型陶器中埋于房舍附近。三块墓地共埋入170多人，这些人数与村落的规模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可能另有其他几块墓地已遭破坏。 　　姜寨村落址的再现，为研究黄河流域、距今6500年前后的村落形式及其体现的社会组织结构，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研究者推测，村落中以大房屋为主体的一组房屋，其居民可能是当时社会最基层的生产、生活单位，而五个这样的社会基层单位组合成这个村落集体。姜寨村落址的总体布局，充分体现了当时按组管理、众心向一、共同劳作、平等分配的原始大农业的生活场面。这种村落形式，在距今6000年前后，可能散布于黄河流域。 　　南方地区的自然环境与黄河流域以及北方地区不同，其村落的布局形式可能也不相同，但迄今尚未揭露出完整的原始村落址。1972年，河南淅川县下王岗长屋的发现，为了解长江水系、距今约5500年前后的村落形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信息。 　　下王岗长屋为地面建筑，座落在淅川县城西南35公里的低岗上，东、南、北三面丹江环绕。长屋大体呈东北—西南向排列，宽约八米，长约84米，有房29间，另在长屋东端向南拐出三间。整个建筑分作20个单元。每个单元都设一个户外门道，室内布局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一个门厅、一个内间，第二种是一个门厅、两个内间，第三种是一个门厅、一个外间、一个内间，第四种是一个门厅、一个外间、两个内间。每个单元房的室内面积约15—39平方米不等，灶都设在内间。长屋的大门都面向东南，东端向南拐出的三间房屋的大门面向西南，门宽约56—125厘米，有的还设有门槛。屋墙以木柱架荆笆建成，壁面用草拌泥抹平。室内居住面垫上土，并铺设竹片编物。地面和墙都经火烧烤，比较坚硬。长屋前后有用红烧土铺成的硬面，作为活动场所。 　　下王岗长屋的平面结构，已具有相当先进的房屋设计原理，体现了一种较为进步的社会组织结构。研究者推测，这栋长屋的居民是当时的一个社会活动集体，可能就是一个大家族成员的居所；而各个单元则是一个独立的生活单位，可能就是大家族下各个家庭成员的居舍。 　　1983年，甘肃秦安大地湾发现一座属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殿堂式建筑。该建筑址坐北朝南，有主室以及左、右、后三室组成，前面设附属建筑和宽阔的场地。主室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6米，进深约八米，室内面积约131平方米，朝南设三个门，正门设在正中间，并设有内门道和外门篷，其左右两侧各开一旁门。值得注意的是，主室的地面是采用料礓石烧制的人造轻骨料与胶凝材料铺设的，经检测，其地面还相当于现今100号砂浆水泥地面的强度。整个建筑面积约420平方米，左右对称、主次分明，形成一个规模宏伟、结构复杂的建筑群体。它不仅体现了距今5000年前具有的令人惊叹的设计工艺成就，而且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组织机构已达到了空前发展的地步。 　　与大地湾大型殿堂式建筑的年代相当，但规模更大的建筑址，于1994年在甘肃省西峰市南佐疙瘩渠遗址发现。疙瘩渠大型房址为西北—东南向的长条形，南北长35米、东西宽约18米，室内面积约630平方米。南边为敞开式。墙体为平地板夹夯筑，板宽约0.35米，长2.3米，残高2.6—2.8米，墙体内外壁均烧烤，东墙与西墙顶端均为人工转角抹光。室内经垫土夯筑，高于室外地面。室外北、东、西三面墙基下修有散水面。此外，还发现有四座房址围绕这座大型房屋分布。这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板筑墙体的房屋建筑，体现了早在距今5000年前仰韶文化所具有的建筑技能。

第二节 距今七八千年的农业文化

中国是世界上古老的农业国之一。早在距今6000多年前，分布在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即拥有成熟的农作物种植业和家畜饲养业，以及灿烂的彩陶艺术。仰韶文化的生产技术成就表明，在此之前尚有一个农业经济的肇始阶段。然而，那时人们生产生活的情景一直鲜为人知。我国的农业始于何时，长期以来得不到肯定的答案。 　　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河南省零星发现了琢磨精致的石镰刀和石磨盘，其中石镰的形状与现今的铁镰刀相似，呈弯月形、锯齿刃。发现者以为它是年代较晚的收割工具，将它束之高阁。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测定了埋藏这种石镰的地层年代，使整个学术界大为震动，它是距今8000年前后的遗物。从此，中原地区云集了几路考古发掘队，遍寻这种石镰遗存，揭启了中华早期农业文化研究的序幕。 　　10多年来，在中原及其邻近地区发现的早期农业文化遗址已有近百处。对这些遗址的文化命名及其划分，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大多数学者将它们区分为四个地区，以分布在嵩山为中心的豫中及豫北地区的称为裴李岗文化，分布在冀南、冀中地区的称为磁山文化，分布在关中渭水流域的称为白家文化(亦称大地湾文化或老官台文化)，分布在汉中地区的称为李家村文化。 　　这时期居民的生活状况比仰韶文化要低下，过的是小型永久或半永久的定居聚落生活。居址规模较小，一般设在近河的丘岗上。居住的房屋主要是小型的半地穴式建筑，面积不足10平方米，也有多次扩建成三四间一组的排房，有台级式门道供出入，室内设烧灶，供煮食取暖，人们就地而卧，就地而食。发现的墓葬通常是成片成群，流行单人葬，也有合葬墓，大都以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品随葬，如石工具、陶器等，有的墓设有壁龛〔kān刊〕，专供放置随葬品。当时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石器制造尚处于磨制技术的初期阶段，打制石器及细石片制成的复合工具仍在使用，铲、斧、镰、磨盘是主要的石工具；也有兽骨、蚌壳等质料制作的工具，如骨锥、骨针、骨箭头、蚌镰、蚌刀等。陶器已在生活中广为使用，制陶业已脱离了人类最初制陶阶段，采用手制，器表打磨光滑，器型基本依用途定型，有壶、罐、碗、勺、杯、盘、盆等，已萌发了原始的彩绘艺术。捏塑的陶猪头、羊头，栩栩如生，是当时的艺术杰作，发现的陶纺轮是当时居民已经掌握原始纺线织物技术的最早实证。值得重视的是，1987年在河南舞阳贾湖墓葬中出土的七孔骨笛，已经具备音阶结构，是世界音乐考古的重大发现；墓中出土的距今8000年的甲骨契刻符号，是探索汉字起源的重要线索。 　　当时的社会经济除沿袭以往的采集与渔猎外，已有种植业并饲养了家畜。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黍(大黄米)和粟(小米)。这种农作物的炭化品，在当时的聚落址内时常发现。1976、1978年，在河北武安磁山村东南部还发现了数十座地窖式粮仓。这些粮仓平面呈长方形，长约一米多，宽不足一米，深二至五米不等。粮仓内堆积着已炭化的粟粒，口部以厚厚的黄土封堵，可以推算当时未经炭化的粟粒可能载满粮仓。这是现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储存小米的粮仓。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发现的整猪埋坑现象，既体现了当时的原始宗教意识，又表明了当时猪的饲养已有一定的数量。发现的家鸡遗骸则是目前世界上年代最早的发现。 　　随着中原地区早期农业文化研究的突破，在长江流域、北方的辽河流域以及华南地区，也先后发现了距今7000年前的农业文化遗存。其中，湖南澧县彭头山、八十档遗址的发掘，获取了距今8000年前后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的资料。 　　彭头山遗址地处洞庭湖西北部的澧水冲积平原上，为低岗遗址。1988年发掘了400平方米，发现有平地起建的房屋基址和18座墓葬。出土的石工具多见打制石器和细小石器，磨制石器较少，主要有穿孔坠饰、石管、小型斧等。陶器都为泥片贴塑制成，形状原始，有罐、釜〔fǔ斧〕、盆、钵〔bō播〕等。在陶器上以及制作陶器的泥料中，发现较多已炭化的植物颗粒，初步观察，可能是稻壳、稻谷。经对出土物的分析和年代测定，彭头山遗址的年代，早至距今8000年前，与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接近。 　　八十档遗址位于澧阳平原东北的梦溪乡五福村，西南距彭头山遗址约25公里，周围地势开阔平坦，遗址略高于周围地面一至二米。1993、1994年两次发掘，发现了一处年代与彭头山遗址相当的围壕和围墙聚落址。它平面呈长方形，近南北向，现存部分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80米，环绕面积近8000平方米。围墙顶宽约三米；围壕在围墙外侧，底宽约3.5米，沟底距墙顶高二米。在围墙以内已发现有多座成排布置的房基及一座海星状高台建筑址。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具有防护屏障的聚落址。 　　农业的出现，人类才能最终摆脱采集渔猎的游荡生活，转入以定居为依托的改造自然界的农耕畜牧经济。近10多年来的发现与研究表明，大约在距今8000年前，我国的原始农人就活跃在黄河与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他们在黄河流域及其北方地区最先种植了黍和粟，在长江水系及其南方地区最先栽培了稻。他们的辛勤劳动与创造发明，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一节 北京猿人及年代更早的遗迹

第一节 北京猿人及年代更早的遗迹 人是由古猿类进化演变而来的。这个现在看来十分简单的道理，长期以来却不为人们接受，直到1929年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之后，才得到世人的公认。 　　北京猿人洞(即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位于北京市西南郊房山县周口店镇龙骨山北坡，1921年发现。在1921、1923及1927年的发掘中，发现了三枚人牙，经研究将他们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或“北京中国猿人”。震惊中外的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则是在1929年12月2日下午发现的，后来还发现了人工制作的石器和用火遗迹。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发掘工作被迫中断，而已发现的这批为世人瞩目的珍贵化石，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全部在几个美国人手里弄得下落不明。新中国成立后，恢复了发掘工作，并在各次发掘中获取大量化石资料。至1966年共发现了大约代表40多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和10多万件的石器以及丰富的骨器、角器、用火遗迹等。北京猿人洞是世界上发现的材料最丰富也是最系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的人类遗址。 　　北京猿人洞的文化堆积厚达40多米，大致形成于距今70万年到23万年间，北京猿人则大约在距今46万年前开始居住于此。北京猿人的个子矮于现代人，男子身高约162厘米，女子身高约152厘米。北京猿人的头盖骨低平，眉脊骨粗大，脑壳比现代人厚一倍，脑量平均为1088毫升，约等于现代人脑量的80%；面部较短，宽鼻子，吻部前伸，没有下颏。整个头部的特征较为原始，与发现于印尼的爪哇直立人接近，但已具有明显的现代蒙古人种的特征。 　　北京猿人的食物来源主要依靠狩猎与采集所得。工具主要是石器，可能还有骨角器，其中小型的石质“尖状器”制作精致，尚不见于世界上其他同时期的遗址中。北京猿人已知熟食，其用火主要取于自然火种，能够保存火种。火的使用完备了人的特征。 　　北京猿人的发现，为我国古人类及其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则为这一学科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40多年来，全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已有170多处，遍布除海南与新疆之外的各个省区。其中人头骨保存完好的陕西大荔人、辽宁金牛山人、山西丁村人、许家窑人、安徽银山人、湖北长阳人、广东马坝人、贵州桐梓人等化石，其年代约距今20多万年前至10多万年前，属早期智人，是研究直立人向智人(现代人亦属智人)发展的重要材料；而北京山顶洞人、内蒙古河套人、广西柳江人、四川资阳人、贵州穿洞人等化石，其年代约距今10万年至1万年前，属晚期智人，他们对研究人种起源特别是蒙古人种起源，具有重要的意义。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分布在华北的重要遗址有山西朔县峙峪、沁水下川、河南安阳小南海、河北阳原虎头梁、陕西韩城禹门口、甘肃庆阳刘家岔等。分布在东北的重要遗址有辽宁海城小孤山、黑龙江哈尔滨阎家岗、齐齐哈尔昂昂溪等。分布在华南的重要遗址有广西柳州白莲洞、贵州普定白岩脚洞、兴义猫猫洞、四川汉源富林、铜梁张二塘等地。90年代还在湖北江陵鸡公山发现了人类在平原活动的居址、石器打制场等遗迹。这些文化遗存的发现，为连接旧石器时代从早到晚的文化发展序列，说明南北地区的文化联系、东西方的文化交流等重大学术问题作出了贡献。此外，举世瞩目的蓝田人、元谋人和西侯度文化的发现，又将我国直立人和旧石器文化的年代提前至距今100万年至180万年。 　　蓝田人头骨化石，于1964年在陕西蓝田县公王岭发掘出土，属于一个30多岁的女性。其头骨特征较北京猿人原始，如额鳞比北京猿人更为低平，眉脊硕大粗壮，脑量约为780毫升，牙齿比北京猿人更大些，等等。最近测出，埋藏该头骨化石地点的地磁年代，为距今110万至115万年。蓝田人的石器主要有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等，都比较粗糙，其中三棱大尖状器，断面呈三角，制作得很有特色。 　　1965年5月，在云南省元谋县元谋盆地边缘的上那蚌村附近河湖相沉积中发现的两枚牙齿，是我国发现年代最老的直立人化石。这两枚牙齿都为上内侧门齿，一左一右，属同一成年人个体。牙齿很粗壮，基本形态与北京猿人接近，但具有明显的原始性。多数学者认为，埋藏这两枚牙齿的地层，其地磁年代为距今170万年前后。已发现的元谋人石器只有七件，但早在1961、1962年，在山西省芮城县西侯度村附近，发现了32件石器以及带切痕的鹿角和烧角，地磁测定的该地层年代为距今180万年，早于元谋人的年代。这说明早在距今170万年前后，在我国的南方与北方，都已有人类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