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行辈字的形成

先秦人的名字，弟兄之间杂乱无章，看不出他们的关系。《左传·文公十一年》记狄人伐鲁时，顺便提到长狄侨如的三个弟弟焚如、荣如和简如，兄弟四人名字都缀一个“如”字，这在春秋时代，实属罕见。两汉时代的人名，也还是那么散乱。刘邦八个儿子，除惠帝刘盈之和文帝刘恒之而外①，其他六人是刘肥、刘如意、刘长、刘友、刘恢和刘建。惠帝和文帝的名字，一看便可断定必有亲属关系，其他六人则无从猜测。东汉末刘表的两个儿子，一叫刘琦，一叫刘琮〔cong从〕，顾炎武说是“单名以偏旁为排行，始见于刘琦、刘琮”(《日知录》卷二三)。稍后则有应玚〔yang羊〕、应璩〔qu渠〕弟兄也以偏旁字表示行第。此外，魏晋之际无新发现。不过司马懿弟兄八人，名虽没有排行标志，但字却都共缀一个“达”字。如：伯达、仲达、叔达、季达、显达、惠达、雅达、幼达。应该说这也是一种行辈关系的体现。 　　晋以后，这种行辈意识显著加强。如齐武帝的17个儿子，名都嵌一个“子”字，字都用一个“云”字。如：萧子良字云英，萧子卿字云长，萧子响字云音，萧子敬字云端……又如武帝之弟萧嶷的六个儿子，名也都嵌一个“子”字，但字则一律用个“景”字，以表示与武帝之子同辈不同父，是从兄弟。如：萧子廉字景蔼，萧子云字景乔，萧子显字景阳，等等。梁萧宏的儿子们，名都用一个“正”字，字都用一个“公”字：萧正仁字公业，萧正立字公山，萧正表字公仪…… 　　这种一家一户的行辈意识，发展到后世，就变成了一个氏族的全体意识。凡是同一祖先的族姓，便共同制订出若干个好的字儿，排定顺序，依次使用。这样，同族同辈的人都有一个“共名”(行辈区别字)，又各有自己的专名，只要一看这个行辈区别字，便可知他是哪一代，同一族姓的人就井然有序地呈现出来。 　　使用行辈字最为典型、延续时间最久的，莫如山东曲阜孔子的后裔。因为颜子、孟子和曾子对孔子学说的发扬光大，起了特殊作用，元代特为孔、颜、孟三家后裔在曲阜设立学馆，明代又增加曾氏，成为“四氏学”。这三家的后裔特准和孔氏共用统一的行辈字。所以孔、孟、颜、曾四氏的子子孙孙的世系，数百年来一直有条不紊地排列下来。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有了共同的族姓行辈字，仍然能够表现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如同父兄弟或同祖兄弟，可以用同一偏旁的字为名；也可拆用一个成语，如：“河清海晏”，“凤鸣岐山”；也可拆用一句经文，如：“元亨利贞”(《易·乾卦》)，“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

第二节 单名和双名

先秦时代的人，有的是单名，有的是双名，但总的来说，还是单名多，双名少。就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来说，几乎都是单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共列出77人，双名者只寥寥数名。两汉魏晋还是单名占明显优势。南北朝双名稍多一些，到了唐宋则渐占优势。清代的文人士大夫，双名似乎要占绝对优势了。 　　人名之所以由单名向双名转化，是命名取字复杂化的一种表现。促使双名化的原因，大约有下列几点： 　　第一，单名不易表现思想愿望。如颜回、苏秦、刘邦、周瑜，表达不出一个完整的意思，不如郑当时、杜延年、于定国、檀道济、王镇恶等，能将志向、抱负和愿望，充分表达出来。 　　第二，越到后来命名取字方式越复杂，取材越广泛，如引用经书，使用典故，袭用古人名字，单名不及双名方便。 　　第三，人们想通过名字把血缘关系和行辈序列表现出来的观念逐渐强化，出现了行辈区别字；同一辈分的人共用一个行辈标志字，另外再选一个代表自己的字，这便形成了双名格局。

第一节 小名和大名

据《礼记·内则》说，周代的贵族之家，生下男孩之后，满三个月时，由父亲给起名。发展到后世，给婴儿起名不再局限满三个月，也不一定得由父亲起，也可能是祖父，还可能是母亲或祖母。这个名因为是幼儿时期起的，所以叫作小名，也叫乳名，某些地区还有叫奶名的。顾名思义，那就是小时候的名字，形象点说，就是吃奶时候的名字。后世尚文，追求典雅，小名在书面上便称“小字”。 　　从先秦文献看，那时无小名这一说。没有小名，也就无从说大名。那时大约是一次性命名。许多贵族的名字，有的很俗。如鲁成公名黑肱〔gong工〕，晋文公名重耳，齐桓公名小白，郑庄公名寤〔wu务〕生，陈宣公名杵〔chu楚〕臼，晋成公名黑臀，这都像后世的小名。但是齐桓公对周天子的使者自称“小白”(《左传·僖公九年》)，晋文公对天子使臣也自称“重耳”(《左传·僖公二八年》)，史书上也不曾说他们后来又叫什么名，可见都只有一个名字。 　　人的名字分大小，大约是起于秦汉之际。《史记·高祖本纪》说汉高祖“姓刘氏，字季。”司马贞《索隐》说：“按：汉高祖长兄名伯，次名仲，不见别名，则‘季’亦名也。故项岱云：‘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看来项岱说得有道理。两个哥哥一名伯，一名仲，“季”怎么会成了字呢？这显然是富贵之后嫌“小三”(或者应是“小四”，上边还许有个哥哥叫“叔”)不雅，遂也仿效贵族男子另起名叫“邦”，以“季”作了字。好在先秦的贵族也有以行第字眼作字的，这样做也颇顺理成章。只有大文学家司马相如的传中明确记载说，小时候“其亲名之曰犬子”，长大之后“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这应是有关小名的最早记载。至于说，小名怎么起得这么丑，《索隐》引孟康的话解释说：“爱而字之也。”这种命名的文化心态，一直延续到今天。做父母的为了表示对子女的亲昵，小名常是故意起丑的、俗的，如狗蛋、铁蛋、阿狗、阿牛。为了求长命百岁，还有叫“狗剩”的。意思是：狗吃不了剩下的。 　　汉末三国时代，许多名人都有小名。如曹操小名阿瞒，刘备的儿子、后主刘禅小名阿斗。魏晋以来，文人雅士们还喜欢称小名，这集中表现在东晋。当时士大夫以真率、放诞为高，所以才出现称小名的风气。这在后世则行不通。别说对成年人称小名，就是稍大一点的孩子，当着他的同学、朋友呼叫他的小名，恐怕都会令其感到害臊，甚至不悦。有些出身寒微的人，就只有一个小名，发迹之后嫌小名不雅，都设法改掉。像南朝的张敬儿，原叫苟儿(就是狗儿)，富贵之后在“苟”旁加个文，成了“敬”。马仙琕原名仙婢，富贵后改婢作“琕”。小名只能行于家庭，用于幼年时期，长大之后用小名就不适宜了。 　　旧时人到了入学年龄，要另起个名对外。如就小名而言，它就叫大名；倘就读书而言，它就叫学名；再就写入官府户籍、纳粮当差而言，它就叫官名；假如读书科考中了举，会了进士，做了官，还叫官印，也叫官讳。所以旧时“官印”、“官讳”就成了对他人名字的敬称。 　　有了大名之后，小名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娶妻生子之后，小名就讳莫如深，有些神秘起来，就是父母也往往改用其他代称了，如：老大，老二，等等。 　　在封建社会，一般女子都只有一个名，就是小名。这个名是不轻易对人说的。等到出嫁之后，这个名在婆家就“保密”了。这就是京剧《贩马记》中，赵宠和李桂枝成婚数月还不知道夫人叫什么名字的原因。当赵宠为夫人写伸冤状子时，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却羞答答地不肯说出。今天的青年人，是很难理解这一点的。《聊斋志异·白于玉》中吴梦仙不知道养母的名字，《五通》中龙女斥责女奴当着金生面喊出她的小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一组写闺情的词，其中有一首《忆汉月·咏美人小字》，都是反映这一情况的。

第一章 取名的演变

所谓名，就是天地万物彼此之间的区别符号。人为万物之灵，自然就更需要个符号了。《说文解字》对名是这样解释的： 　　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 　　这个解说非常生动有趣。意思是说，名是个人称呼。之所以从“口”、从“夕”，是表示昏夜相遇看不见，要自报其名。就文字结构说，“名”的本义是否如此，我们不去讨论，但就人名在交际中的作用说，它无疑是对的。很难想象，在人类社会中，如果大家都没有名字，那将会是什么样子。 　　命名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到繁，从具体到抽象，从野到文和从自发到自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大约远古时代，先民取名是很简单的，也无所谓原则，无非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离不开日常所见周围事物。进入文明时代，人们逐渐总结出一些条理性的东西，使命名才有章可循。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最早命名原则的文献资料，大约就是《左传·桓公六年》鲁国大夫申繻〔xu需〕对鲁桓公问那一段话： 　　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 　　这就是说，依据婴儿出生时的情形取名纪实叫作“信”，依据婴儿的气质和对他将来的期望取名叫作“义”，依据婴儿的某些生理特征取名叫作“象”，借周围的事物为名叫作“假”，就婴儿同父亲的某种相同之点取名叫作“类”。 　　申繻还提出了命名的六不许，即： 　　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 　　因为周人讲避讳，人死之后就不准再说他的名字，所以命名时就先做此回避措施。 　　申繻提出的这五种命名方式和六种禁忌，虽是就贵族阶层说的，但却也有贵贱同之的。如取名纪实，假物为名，寄托希望，直到近现代，民间都还沿用。至于禁忌，恐怕就贵贱有别了。平民百姓除了与自己的尊长以及小范围的人们避同名而外，其他就百无禁忌了。 　　社会不断进步，文化不断积累，在取名方面，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秦汉以后，人们一般都起两个名，一个对内，一个对外；一个是小时起的，一个是长大后起的；小时起的对内的叫小名，大时起的对外的叫大名。后世也有小名大名一同起的。另外，先秦单名多，双名少，秦汉以后明显地向双音转化。取名的方法也更加多姿多彩。以下择几项重要的加以介绍。

第一节 何谓神话传说

“神话”这个词是外来语，最早出现在希腊，原意与传说、故事、寓言是混同的。清末民初才传入我国，到本世纪20年代，我国已更为普遍地使用。 　　神话是一种最具有统一性的综合的意识形态，包括原始初民的全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因此被称作那个时期的“百科全书”。神话是通过幻想的方式把客观世界加以形象化，并且是原始初民集体信仰的产物，神圣而可信。越是原始的神话，越是不自觉的叙事艺术。随着文明的进展，神话才逐渐由朴野而文学化。我们现在从古籍中所见到的神话，几乎都经过后人不同程度的润饰与加工。所以神话的还原是一项很艰巨的研究工作。 　　神话不是任何时候都会产生的。在氏族社会之前，人刚刚脱离动物状态，几乎谈不到有什么生产力，基本上靠自然的恩赐，属于蒙昧阶段，不可能创造神话。大约在母系氏族公社，人类有了初步的劳动生产能力，靠渔猎为生，已有简陋的居住房屋，有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大家共同劳动，人们开始形成了初步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才为神话的创造提供了条件。 　　神话形成过程中，原始人的特殊心理是重要的中介，因为那时的人也和现在的人一样会做梦，只是对梦中的情景不会科学地进行解释，误以为除了肉体之外，还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有时与肉体同在，有时又离开肉体单独活动，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他们甚至把灵魂看得比肉体还重要。认为肉体死了，只要灵魂不死，便仍有复活的希望。倘若灵魂死了，才是真正的死亡。中国古代不叫灵魂，称魂魄。“魂魄分去则人病，尽去则人死。”(《抱朴子·论仙》)可见原初人对灵魂的重视。对于梦中所见的种种景象，他们以为那是离开肉体的灵魂在活动。 　　原始初民抽象的能力很低，形象思维和类比的能力很强，因此，他们常常将两种以上的具体事物相互联系与类比。在现在人看来毫不相干的事物，在原始人的心目中却有关系。因此，他们不但认为人有灵魂，而且世界万物都有灵魂，这便是通常所说的“万物有灵论”。既然灵魂可以独立活动，人死灵魂又不一定死，于是又有了“灵魂不灭”的观念。他们便是用这种心理去抗拒死亡对人的威胁。 　　人的想象在神话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能动作用。凡是原始社会人们想达到而没有能力达到的，便企图借助想象实现。神话的想象并不是凭空的妄想、胡想，归根到底，乃是决定于氏族社会现实的需要。他们的思维是朴素的，想象是自发的，那种以己度物，从类比出发的结果，便创造了一个千变万化的神秘世界。在那个幻想的世界中，人与动物竟然存在血缘关系，他们与它们可以互变，人可以拟物化，物可以拟人化。又由于原初人的知识非常贫乏，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最初因为工具的落后，被迫当自然力的奴隶。他们把自然力对人的压迫，看作是各种神灵在起作用，而渐渐萌发了神的观念。有神就有神的活动以及讲述神事活动的故事，这就是神话。 　　最初的传说和神话一样古老，两者经常混同，界限模糊，故统称为上古神话传说。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有了各种发明创造。这本来是集体在生产实践中长期获得的成果，人们往往将这些分别附会在一定的历史人物身上，这便有了文物起源的神话传说。其中，既有神话的因子，又有传说的萌芽，交叉混合，难以区分。 　　大约在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战争频繁，由战争导致民族迁徙，能征善战的民族英雄为人们所景仰，取代了神灵的地位。人类由祖先崇拜发展到英雄崇拜，原始神话的神与部落英雄事迹相互混合，神话与人话的结合，意味人的自我意识进一步增强，叱咤风云的部族英雄，带着神圣的灵光，为人们广泛传颂。这样，便同时出现了历史的传说化和神话的历史化。这是传说从神话的混合体中首次分化。对这一部分传说，在神话学上又称为“社会神话”。 　　中国古代还产生过大量的爱情传说与仙人传说。初期，它们有的不但借用了神话的表现手法，甚至直接向神话取材。古人在记载神话、爱情传说、仙话时，界限并不严格。当今有学者称之谓“广义神话”。后起的神话的衍生作品，它们当然不像原始神话那么纯粹，却流着神话的血液，彼此界限模糊，所以又约定俗成地称为“神话故事”或“神魔故事”，或“神仙故事”。 　　“传说”作为一个科学名词，是近代才有的。中国传统叫“传闻”。《史记》与其他正史、稗史上的传闻都不少，野史与文人笔记中尤其多。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叙事艺术，是民间文学的重要体裁之一，起源于原始社会，兴盛于阶级社会，与一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地方文物、自然风光、社会习俗有关联。现代常见的传说，多是以人物为中心，以事件为线索，以风物为标志的复合形态，有突出的历史性、民族性和地区性。这一点，与本书所谈的上古神话传说有所不同。 　　仙话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古代神话传说的基础上产生的，对封建社会晚期大量民主主义色彩很浓的仙话，有深远的影响。另一种是道教为宣传教义而创作的仙话，总体上属于宗教文学，神秘、迷信的部分应扬弃。

第一卷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浪说曾分鲍叔金，谁人辨得伯牙琴！ 　　干今交道好如鬼，湖海空悬一片心。 　　古来论文情至厚，莫如管鲍。管是管夷吾，鲍是鲍叔牙。他两个同为商贾，得利均分。时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不以为贪，知其贫也，后来管夷吾被囚，叔牙脱之，荐为齐相。这样朋友，才是个真正相知。这相知有几样名色：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声气相求嗜，谓之知音，总来叫做相知。 　　今日听在下说一桩俞伯牙的故事。列位看官们，要听者，洗耳而听；不要听者，各随尊便。正是，“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不与谈，”话说春秋战国时，有一名公，姓俞名瑞字伯牙，楚国郢都人氏，即今猢广荆州府之地也。那俞伯牙身虽楚人，官星却落于晋国，仕至上大夫之位。因奉晋主之命，来楚国修聘。伯牙讨这个差使，一来是个大才，下辱君命；二来就便省视乡里，一举两得。当时从陆路至于郢都，朝见了楚王，致了晋主之命，楚王设宴款待，十分相敬。那郢都乃是桑梓之地，少不得去看一看坟墓，会一会亲友。然虽如此，各事其主，君命在身，不敢迟留。公事已毕，拜辞楚王。楚王赠以黄金采缎，高车驷马。伯牙离楚一十二年，思想故国江山之胜，欲得恣情观览，要打从水路大宽转而回。乃假奏楚王道：“臣不幸有犬马之疾，不胜车马驰骤。乞假臣舟揖，以便医药。”楚王准奏，命水师拨大船二只，一正一副。正船单坐晋国来使，副船安顿仆从行李。都是兰桡画桨，锦帐高帆，甚是齐整。群臣直送至江头而别。 　　只因览胜探奇，不顾山遥水远。伯牙是个风流才子，那江山之胜，正投其怀。张一片风帆，凌千层碧浪，看不尽遥山叠翠，远水澄清。不一日，行至汉阳江口。时当八月十五日中秋之夜，偶然风狂浪涌，大雨如注。舟楫不能前进，泊于山崖之下。不多时，风恬浪静，雨止云开，现出一轮明月。那雨后之月，其光倍常。伯牙在船舱中，独坐无聊，命童子焚香炉内，“待我抚琴一操，以遣情怀。”童子焚香罢，捧琴囊置于案间。伯牙开囊取琴，调弦转轸，弹出一曲。曲犹未终，指下“刮刺”的一声响，琴弦断了一根。伯牙大惊，叫童子去问船头：“这住船所在是甚么去处？”船头答道：“偶因风雨，停泊于山脚之下，虽然有些草树，并无人家。”伯牙惊讶，想道：“是荒山了。若是城郭村庄，或有聪明好学之人，盗听吾琴，所以琴声忽变，有弦断之异。这荒山下，那得有听琴之人？哦，我知道了，想是有仇家差来刺客；不然，或是贼盗伺候更深，登舟劫我财物。”叫左右：“与我上崖搜检一番。不在柳阴深处，定在芦苇丛中！”左右领命，唤齐众人，正欲搭跳上崖。忽听岸上有人答应道：“舟中大人，不必见疑。小子并非奸盗之流，乃樵夫也。因打柴归晚，值骤雨狂风，雨具不能遮蔽，潜身岩畔。闻君雅操，少住听琴。”伯牙大笑道：“山中打柴之人，也敢称‘听琴’二字！此言未知真伪，我也不计较了。左右的，叫他去罢。”那人不去，在崖上高声说道：“大人出言谬矣！岂不闻‘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门内有君子，门外君子至。’大人若欺负山野中没有听琴之人，这夜静更深，荒崖下也不该有抚琴之客了。” 　　伯牙见他出言不俗，或者真是个听琴的，亦未可知。止住左右不要罗唣，走近舱门，回嗔作喜的问道：“崖上那位君子，既是听琴，站立多时，可知道我适才所弹何曲？”那人道：“小子若不知，却也下来听琴了。方才大人所弹，乃孔仲尼叹颜回，谱入琴声。其词云：‘可惜颜回命蚤亡，教人思想鬓如霜。只因陋巷箪瓢乐，……’到这一句，就断了琴弦，不曾抚出第四句来，小子也还记得：‘留得贤名万古扬。’”怕牙闻言大喜道：“先生果非俗士，隔崖遥远，难以问答。”命左右：“掌跳，看扶手，请那位先生登舟细讲。”左右掌跳，此人上船，果然是个樵夫：头戴箬笠，身披蓑衣，手持尖担，腰插板斧，脚踏芒鞋。手下人那知言谈好歹，见是樵夫，下眼相看：“咄！那樵夫下舱去，见我老爷叩头，问你甚么言语，小心答应。官尊着哩！”樵大却是个有意思的，道：“列位不须粗鲁，待我解衣相见。”除了斗笠，头上是青布包巾；脱了蓑衣，身上是蓝布衫儿；搭膊拴腰，露出布棍下截。那时不慌不忙，将蓑衣、斗笠、尖担、板斧，俱安放舱门之外。脱下芒鞋，骊去泥水，重复穿上，步入舱来。官舱内公座上灯烛辉煌。樵夫长揖而不跪，道：“大人施礼了。”俞伯牙是晋国大臣，眼界中那有两接的布衣。下来还礼，恐失了官体，既请下船，又不好叱他回去。伯牙没奈何，微微举手道：“贤友免礼罢。”叫童子看坐的。童子取一张杌坐儿置于下席。怕牙全无客礼，把嘴向樵夫一弩，道：“你且坐了。”你我之称，怠慢可知。那樵大亦不谦让，俨然坐下。 　　伯牙见他不告而坐，微有嗔怪之意，因此不问姓名，亦不呼手下人看茶。默坐多时，怪而问之：“适才崖上听琴的，就是你么？”樵夫答言：“不敢。”伯牙道：“我且问你，既来听琴，必知琴之出处。此琴何人所造？抚他有甚好处？”正问之时，船头来禀话：“风色顺了，月明如昼，可以开船。”伯牙分付：“且慢些！”樵夫道，“承大人下问，小子若讲话絮烦，恐担误顺风行舟。”伯牙笑道：“惟恐你不知琴理。若讲得有理，就不做官，亦非大事，何况行路之迟速乎！”樵夫道：“既如此，小子方敢僭谈。此琴乃伏羲氏所琢，见五星之精，飞坠梧桐，凤皇来仪。凤乃百鸟之王，非竹实不食，非悟桐不栖，非醴泉不饮。伏羲以知梧桐乃树中之良材，夺造化之精气，堪为雅乐，令人伐之。其树高三丈三尺，按三十三天之数，截为三段，分天、地、人三才。取上一段叩之，其声太清，以其过轻而废之；取下一段叩之，其声太浊，以其过重而废之；取中一段叩之，其声清浊相济，轻重相兼。送长流水中，浸七十二日，按七十二候之数。取起阴干，选良时吉日，用高手匠人刘子奇制成乐器。此乃瑶池之乐，故名瑶琴。长三尺六寸一分，按周天三百六十一度；前阔八寸，按八节；后阔四寸，按四时；厚二寸，按两仪。有金童头，玉女腰，仙人背，龙池，凤沼，玉轸，金徽。那徽有十二，按十二月；又有一中徽，按闰月。先是五条弦在上，外按五行：金、木、水、火、土；内按五音：宫、商、角、徵、羽。尧舜时操五弦琴，歌‘南风’诗，天下大治。后因周文王被囚于羡里，吊子伯邑考，添弦一根，清幽哀怨，谓之文弦。后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添弦一根，激烈发扬，谓之武弦。先是宫、商、角、徵、羽五弦，后加二弦，称为文武七弦琴。此琴有六忌，七不弹，八绝。何为六忌？一忌大寒，二忌大暑，三忌大风，四忌大雨，五忌迅雷，六忌大雪。何为七不弹？闻丧者不弹，奏乐不弹，事冗不弹，不净身不弹，衣冠不整不弹，不焚香不弹，不遇知音者不弹。何为八绝？总之，清奇幽雅，悲壮悠长。此琴抚到尽美尽善之处，啸虎闻而不吼，哀猿听而不啼。乃雅乐之好处也。” 　　伯牙听见他对答如流，犹恐是记问之学。又想道：“就是记问之学，也亏他了。我再试他一试。”此时已不似在先你我之称了，又问道：“足下既知乐理，当时孔仲尼鼓琴于室中，颜回自外入，闻琴中有幽沉之声，疑有贪杀之意，怪而问之。仲尼曰：‘吾适鼓琴，见猫方捕鼠，欲其得之，又恐其失之。此贪杀之意，遂露于丝桐。”始知圣门音乐之理，入于微妙。假如下官抚琴，心中有所思念，足下能闻而知之否？”樵夫道：“《毛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大人试抚弄一过，小子任心猜度。若猜不着时，大人休得见罪。”伯牙将断弦重整，沉思半晌。其意在于高山，抚琴一弄。樵夫赞道：“美哉洋洋乎，大人之意，在高山也！”伯牙不答。又凝神一会，将琴再鼓，其意在于流水。樵夫又赞道：“美哉汤汤乎，志在流水！”只两句，道着了伯牙的心事。伯牙大惊，推琴而起，与子期施宾主之礼。连呼：“失敬！失敬！石中有美玉之藏，若以衣貌取人，岂不误了天下贤士！先生高名雅姓？”樵大欠身而答：“小子姓钟，名徽，贱字子期。”伯牙拱手道：“是钟子期先生。”子期转问：“大人高姓？荣任何所？”伯牙道：”下官俞瑞，仕于晋朝，因修聘上国而来。”子期道：“原来是伯牙大人。”伯牙推子期坐于客位，自己主席相陪，命童子点茶。茶罢，又命童子取酒共酌。伯牙道：“借此攀话，休嫌简亵。”子期称：“不敢。” 　　童子取过瑶琴，二人入席饮酒。伯牙开言又问：“先生声口是楚人了，但不知尊居何处？”子期道：“离此不远，地名马安山集贤村，便是荒居。”伯牙点头道：“好个集贤村。”又问：“道艺何为？”子期道：“也就是打柴为生。”伯牙微笑道：“子期先生，下官也不该僭言，似先生这等抱负，何不求取功名，立身于廊庙，垂名于竹帛；却乃资志林泉，混迹樵牧，与草木同朽？窃为先生不取也。”子期道：“实不相瞒，舍间上有年迈二亲，下无手足相辅。采樵度日，以尽父母之余年。虽位为三公之尊，不忍易我一日之养也。”伯牙道：“如此大孝，一发难得。”二人杯酒酬酢一会。子期宠辱无惊，伯牙愈加爱重。又问子期：“青春多少？”子期道：“虚度二十有七。”伯牙道：“下官年长一旬。子期若不见弃，结为兄弟相称，不负知音契友。”子期笑道：“大人差矣！大人乃上国名公，钟徽乃穷乡贱子，怎敢仰扳，有辱俯就。”伯牙道：“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下官碌碌风尘，得与高贤结契，实乃生平之万幸。若以富贵贫贱为嫌，觑俞瑞为何等人乎！”遂命童子重添炉火，再熟名香，就船舱中与子期顶礼八拜。伯牙年长为兄，子期为弟。今后兄弟相称，生死不负。拜罢，复命取暖酒再酌。子期让伯牙上坐，伯牙从其言。换了杯箸，子期下席，兄弟相称，彼此谈心叙话。正是：“合意客来心不厌，知音人听话偏长。” 　　谈论正浓，不觉月淡星稀，东方发白。船上水手都起身收拾篷索，整备开船。子期起身告辞，伯牙捧一杯酒递与子期，把子期之手，叹道：“贤弟，我与你相见何太迟，相别何太早！”子期闻言，不觉泪珠滴于杯中。子期一饮而尽，斟酒回敬伯牙。二人各有眷恋不舍之意。伯牙道：“愚兄余情不尽，意欲曲延贤弟同行数日，未知可否？”子期道：“小弟非不欲相从。怎奈二亲年老，‘父母在，不远游。’”伯牙道：“既是二位尊人在堂，回去告过二亲，到晋阳来看愚兄一看，这就是“游必有方’了。”子期道：“小弟不敢轻诺而寡信，许了贤兄，就当践约。万一禀命于二亲，二亲不允，使仁兄悬望于数千里之外，小弟之罪更大矣。”伯牙道：“贤弟真所谓至诚君于。也罢，明年还是我来看贤弟。”子期道：“仁兄明岁何时到此？小弟好伺候尊驾。”伯牙屈指道：“昨夜是中秋节，今日天明，是八月十六日了。贤弟，我来仍在仲秋中五六日奉访。若过了中旬，迟到季秋月分，就是爽信，不为君子，”叫童子：“分付记室将钟贤弟所居地名及相会的日期，登写在日记簿上。”子期道：“既如此，小弟来年仲秋中五六日，准在江边侍立拱候，不敢有误。天色已明，小弟告辞了。”伯牙道：“贤弟且住。”命童子取黄金二笏，不用封帖，双手捧定道：“贤弟，些须薄礼，权为二位尊人甘旨之费。斯文骨肉，勿得嫌轻。”子期不敢谦让，即时收下。再拜告别，含泪出舱，取尖担挑了蓑衣、斗笠，插板斧于腰问，掌跳搭扶手上崖。伯牙直送至船头，各各洒泪而别。 　　不题子期回家之事。再说俞伯牙点鼓开船，一路江山之胜，无心观览，心心念念，只想着知音之人。又行了几日，舍舟登岸。经过之地，知是晋国上大夫，不敢轻慢，安排车马相送。直至晋阳，回复了晋主，不在话下。 　　光阴迅速，过了秋冬，不觉春去夏来。伯牙心怀子期。无日忘之。想着中秋节近，奏过晋主，给假还乡。晋主依允。伯牙收拾行装，仍打大宽转，从水路而行。下船之后，分付水手，但是湾泊所在，就来通报地名。事有偶然，刚刚八月十五夜，水手禀复，此去马安山不远。伯牙依稀还认得去年泊船相会子期之处。分付水手，将船湾泊，水底抛锚，崖边钉橛。其夜晴明，船舱内一线月光，射进朱帘。伯牙命童子将帘卷起，步出舱门，立于船头之上，仰观斗柄。水底天心，万顷茫然，照如白昼。思想去岁与知己相逢，而止月明。今夜重来，又值良夜。他约定江边相候，如何全无踪影，莫非爽信？又等了一会，想道：“我理会得了。江边来往船只颇多。我今日所驾的，不是去年之船了。吾弟急切如何认得？去岁我原为抚琴惊动知音。今夜仍将瑶琴抚弄一曲，吾弟闻之，必来相见。”命童子取琴桌安放船头，焚香设座。伯牙开囊，调弦转轸，才泛音律，商弦中有哀怨之声。伯牙停琴不操：“呀！商弦哀声凄切，吾弟必遭忧在家。去岁曾言父母年高。若非父丧，必是母亡。他为人至孝，事有轻重，宁失信于我，不肯失礼于亲，所以不来也。来日天明，我亲上崖探望。”叫童子收拾琴桌，下舱就寝。 　　伯牙一夜不睡，真个巴明不明，盼晓不晓。看看月移帘影，日出山头。伯牙起来梳洗整衣，命童子携琴相随，又取黄金十镒带去：“傥吾弟居丧，可为赠礼。”踹跳登崖，行于樵径，约莫十数里，出一谷口，伯牙站住。童子禀道：“老爷为何不行？”伯牙道：“山分南北，路列东西。从山谷出来，两头都是大路，都去得。知道那一路在集贤村去？等个识路之人，问明了他，方才可行。”伯牙就石上少憩，童儿退立于后。不多时，左手官路上有一老叟，髯垂玉线，发挽银丝，箬冠野服，左手举藤杖，右手携竹篮，徐步而来。伯牙起身整衣，向前施礼。那老者不慌不忙，将右手竹篮轻轻放下，双手举藤杖还礼，道：“先生有何见教？”伯牙道：“请问两头路，那一条路，往集贤村去的？”老者道：“那两头路，就是两个集贤村。左于是上集贤村，右手是下集贤村，通衢三十里官道。先生从谷出来，正当其半。东去十五里，西去也是十五里。不知先生要往那一个集贤村？” 　　伯牙默默无言，暗想道：“吾弟是个聪明人，怎么说话这等糊涂！相会之日，你知道此问有两个集贤村，或上或下，就该说个明白了。”伯牙却才沈吟，那老者道：“先生这等吟想，一定那说路的，不曾分上下，总说了个集贤村，教先生没处抓寻了。”伯牙道：“便是。”老者道：“两个集贤村中，有一二十家庄户，大抵都是隐遁避世之辈。老夫在这山里，多住了几年，正是‘土居二十载，无有不亲人’。这些庄户，不是舍亲，就是敝友。先生到集贤村必是访友，只说先生所访之友，姓甚名谁，者夫就知他住处了。”伯牙道：“学生要往钟家庄去。”老者闻“钟家庄”二字，一双昏花眼内，扑簌簌掉下泪来，道：”先生别家可去，若说钟家庄，不必去了。”伯牙惊问：“却是为何？”老者道：“先生到钟家庄，要访何人？”伯牙道：“要访子期。”老者闻言，放声大哭道：“子期钟徽，乃吾儿也。去年八月十五采樵归晚，遇晋国上大夫俞伯牙先生。讲论之间，意气相投。临行赠黄金二笏。吾儿买书攻读，老拙无才，不曾禁止。旦则采樵负重，暮则育读辛勤，心力耗废，染成怯疾，数月之间，已亡故了。” 　　伯牙闻言，五内崩裂，泪如涌泉，大叫一声，傍山崖跌倒，昏绝于地。钟公用手搀扶，回顾小童道，“此位先生是谁？”小童低低附耳道：“就是俞伯牙老爷。”钟公道：“元来是吾儿好友。”扶起伯牙苏醒。伯牙坐于地下，口吐痰涎，双手捶胸，恸哭不已。道：“贤弟呵，我昨夜泊舟，还说你爽信，岂知已为泉下之鬼！你有才无寿了！”钟公拭泪相劝。伯牙哭罢起来，重与钟公施礼，不敢呼老丈，称为老伯，以见通家兄弟之意。伯牙道：“老伯，令郎还是停枢在家，还是出瘗郊外了？”钟公道：“一言难尽！亡儿临终，老夫与拙荆坐于卧榻之前。亡儿遗语瞩付道：‘修短由天，儿生前不能尽人子事亲之道，死后乞葬于马安山江边。与晋大夫俞伯牙有约，欲践前言耳。”老夫不负亡儿临终之言。适才先生来的小路之右，一丘新土，即吾儿钟徽之家。今日是百日之忌，老夫提一陌纸钱，往坟前烧化，何期与先生相遇！”伯牙道：“既如此，奉陪老怕，就坟前一拜。”命小童代太公提了竹蓝。 　　钟公策杖引路，伯牙随后，小童跟定，复进谷口。果见一丘新土，在于路左。伯牙整衣下拜：“贤弟在世为人聪明，死后为神灵应。愚兄此一拜，诚永别矣！”拜罢，放声又哭。惊动山前山后，山左山右黎民百姓，不问行的住的，远的近的，闻得朝中大臣来祭钟子期，回绕坟前，争先观看。伯牙却不曾摆得祭礼，无以为情。命童子把瑶琴取出囊来，放于祭石台上，盘膝坐于坟前，挥泪两行，抚琴一操。那些看者，闻琴韵铿锵，鼓掌大笑而散。伯牙问：“老伯，下官抚琴，吊令郎贤弟，悲不能已，众人为何而笑？”钟公道：“乡野之人，不知音律。闻琴声以为取乐之具，故此长笑。”伯牙道：“原来如此。老伯可知所奏何曲？”钟公道：“老夫幼年也颇习。如今年迈，五官半废，模糊不懂久矣。”伯牙道：“这就是下官随心应手一曲短歌，以吊令郎者，口诵于老伯听之。”钟公道：“老夫愿闻。”伯牙诵云： 　　忆昔去年春，江边曾会君。今日重来访，不见知音人。 　　但见一杯土，惨然伤我心！ 　　伤心伤心复伤心，不忍泪珠纷。 　　来欢去何苦，江畔起愁云。 　　子期子期兮，你我千金义，历尽天涯无足语，此曲终兮不复弹，三尺瑶琴为君死！” 　　伯牙于衣夹间取出解手刀，割断琴弦，双手举琴，向祭石台上，用力一摔，摔得玉珍抛残，金徽零乱。钟公大惊，问道：“先生为何摔碎此琴？”伯牙道： 　　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 　　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 　　钟公道：“原来如此，可怜！可怜！”伯牙道：“老伯高居，端的在上集贤村，还是下集贤村？”钟公道：“荒居在上集贤村第八家就是。先生如今又问他怎的？”伯牙道：“下官伤感在心，下敢随老伯登堂了。随身带得有黄金二镒，一半代令郎甘旨之奉，一半买几亩祭田，为令郎春秋扫墓之费。待下官回本朝时，上表告归林下。那时却到上集贤村，迎接老伯与老伯母，同到寒家，以尽天年。吾即子期，子期即吾也。老伯勿以下官为外人相嫌。”说罢，命小僮取出黄金，亲手递与钟公，哭拜于地。钟公答拜，盘桓半晌而别。 　　这回书，题作《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后人有诗赞云： 　　势利交怀势利心，斯文谁复念知音！ 　　伯牙不作钟期逝，千古令人说破琴。

第三节 安阳殷墟宫殿基址与妇好墓

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为商代后期王都遗址。以小屯村为中心，面积约30平方公里。约在公元前14世纪盘庚迁都于此。至商纣亡国，“更不徙都”。周灭殷后，逐渐沦为废墟，故称“殷墟”。20世纪初，因寻找甲骨的出土而导致殷墟的发现。如果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那么，殷墟的考古发掘就应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新起点。 　　殷墟的考古工作，肇始于1928年。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曾进行过15次发掘，发现了许多重要遗迹，取得了较大收获。在小屯村一带，发现5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获得约24900多片甲骨文和其他珍贵文物。又在侯家庄西北冈一带发掘10座规模特大的商代陵墓，以及上千座“人牲”祭祀坑。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特别是商代考古和历史的研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科学资料。 　　1950年以来，殷墟的考古发掘持续进行，不断有重要的发现，同过去相比，新的学术进展主要是，进行了殷墟文化的分期和断代研究，对殷墟的范围和布局也有新的认识。特别是在小屯村的西、南两侧，发现全长750多米的壕沟，壕沟两端与洹河河湾相接，形成平面长方形的防御范围，犹如一座“宫城”。发掘许多夯土基址的宗庙宫殿区，即在这个防御范围的东北隅。40年来的重要发掘有：小屯村北的大型宫殿基址、小屯南地的甲骨坑、苗圃北地的铸铜遗址、后冈祭祀坑。大司空村南地的贮存骨料的窖穴和与制骨有关的居住遗存，等等。考古收获是很大的(图5)。 　 图5 殷墟 　　随着殷墟发掘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对商代后期的研究，也就逐渐展开。对甲骨学、商代青铜器、商代的人殉与人牲、商代手工工艺水平、墓葬制度以及商代社会性质等课题进行研究，有的已取得了可喜成绩。 　　近几年来，殷墟考古的重大收获，应是“匚”形宫殿基址和妇好墓。 　　在以小屯村东北地为中心的宫殿宗庙区，已发掘夯土基址53座。但在1989年发现的“匚”形基址三排房基连为一体的建筑，却是首次发现。 　　“匚”形殿址，濒临洹水。面积约5000平方米。建于殷墟早期。平面呈“匚”字形，缺口向东，北、南有两排并列房基，西面有与之相衔接的房基，三排房基紧相衔接，构成一个整体。北排房基，东西长约60米，南北14.5米。南排房基，东西长约75米，南北7.3米。西排房基，南北约50米，东西7.5米。这三排房基中，北排房基应为主要建筑。现存三个门道，均宽二米，间距4.3米。中间门道西侧埋有东西排列的两个陶罐，东侧陶罐紧邻柱础石，西侧陶罐内发现一件有“武父乙”铭文的封口铜盉。“武父乙”，大概指殷王武丁之父小乙。在另一门道的西侧还发现两个东西排列的祭祀坑。两坑间距0.6米，均有殉葬砍头人骨架三具。头骨仍置坑内，头向东，并随葬盆、罍、尊等陶器及骨镞等器物。这种三排房基联成一体的建筑结构方式是少见的。对商代建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殷墟发掘的墓葬约近2000座。其中，以武官村大墓规模最大。平面呈“中”字形，面积约340平方米。内有殉人41个。还有平面呈“甲”字形大墓。这些大墓都被盗掘。 　　1976年发现的妇好墓，规模并不很大，而随葬物非常丰富。它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相印证，断定墓主的明确身份与墓葬确切年代，并未被盗过的商王室成员墓。这在殷墟考古史上是仅有的。 　　妇好墓为长方形竖穴，南北长5.6米，宽四米，深八米。墓室上部的地面上有一块与墓室口大小相等的夯土房基，可能是用于祭祀的建筑。葬具为木棺、木椁〔guǒ果〕，椁长五米，宽3.6米，高1.3米。椁室在潜水面下，大部分塌毁。漆棺与墓主遗骸均已腐朽，棺上附一层麻布和薄绢。墓内殉葬16人，腰坑(墓主腰部下的土坑)内一人，东壁龛二人，西壁龛一人，椁顶填土中四人，在椁内棺外的八人。另外，殉狗六只，腰坑中一只，椁顶上五只。 　　随葬品共计1928件。有铜器、陶器、骨器、玉石器、象牙器、蚌器等。还有海贝6800余枚、海螺两枚。填土中有陶爵、玉[左(上白下厶)右殳]〔guī归〕、石磬、象牙杯、玉臼、石牛、骨筓、箭镞等。椁内放置铜礼器。棺内主要放置玉器和贝等器物。 　　青铜器共460余件。其中礼器210件，其次为武器、乐器、工具、杂器。铜器上不少铸有铭文，其中，以铸“妇好”的铜器数量最多，计有109件。铜礼器有：方鼎、圆鼎、偶方彝、三联甗、簋、尊、方罍、壶、瓿〔bü部〕、缶、觥〔gōng公〕、斝、盉、爵、觚、盘等。器类齐全。其中，偶方彝，通高60厘米，通长88.2厘米，重71公斤。上部形似殿堂屋顶，器底铸有“妇好”铭文。三联甗，由长方形六足甗架和三件大甑组成。在甗架、甑内壁及耳下，各铸“妇好”铭文。还有一对“妇好”鹗〔è饿〕尊和一对“司母辛”四足觥，这都是前所未见的珍品。 　　铜兵器130件，其中铜钺四件，二大二小。大者通长39.5厘米，宽37.3厘米，重9.5公斤。上铸“妇好”二字。铜戈90多件。还有铜锛、凿、刀、铲等44件。铜铃18件。 　　铜镜四件，圆形，正中有钮。可分为大型、中型、小型三种。镜面直径分别为12.5厘米，11.7厘米，7.1厘米。它比甘肃齐家文化出土的铜镜要晚近千年。但也说明商王室已用铜镜。 　　玉器750件，经鉴定，有300件软玉，大部分是新疆玉，也有辽宁岫岩玉。有琮、圭、璧、环、璜、戈、矛、戚、钺、斧、铲、臼、杵、盘、梳等，均为浮雕和圆雕制品。特别是玉雕人像和人头像，一件跽〔jì季〕坐玉人，盘辫、戴冠、着交领衣、长袖窄口、腰束宽带、着鞋，神态倨傲，似是贵族。另一件跽坐玉人，头梳小辫、着衣、赤脚，似是女奴形象。造型多样，线条流畅，堪称商代玉器之精品。 　　玉雕动物形象多样。兽类有：虎、象、马、牛、羊、熊、猴、兔；鸟类有：鹤、鹰、鹗、鹦鹉、鸽、鸬鹚、燕、鹅；昆虫类有：蝉、螳螂。还有龙、凤、怪兽、怪鸟、蛙、鱼、鳖、石龟等。其中鹤、鹰、鸽、鸬鹚、螳螂的造型，在殷墟尚属首次发现。 　　象牙杯三件。其中一件带流虎鋬〔pàn判〕杯，通高42厘米。杯身用中空的象牙根段制成。通体雕刻鸟，饕餮〔tāo tiè涛帖〕纹和夔纹，并衬以雷纹。杯鋬下端立雕虎形。可称为罕见瑰宝。 　　妇好之名，常见于武丁时卜辞中，她曾多次征伐夷方、土方、羌方、[上工下口]方、巴方等方国，是个显赫的女英雄。据卜辞和铜器铭文，推断墓主妇好系武丁之妻。墓的年代属殷墟二期。约公元前13—前12世纪。 　　1990年10月在殷墟郭家庄西部，发掘一座商代中型墓葬。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105°。墓口距地表深2.3米，墓室长4.5米，宽约2.9米，墓底距地表深八米。墓底中部有腰坑。葬具有棺有椁。椁室长3.26米，宽1.52米，高0.88米。墓主骨骼已朽，头向东。墓内有殉人四个、狗三只，分别埋于二层台、棺椁之间和腰坑中。 　　墓中出土青铜器288件。包括礼器、乐器、生产工具、兵器。青铜礼器40件。有方尊、方斝、方觚、方鼎共16件。器表都有纹饰及铭文(氏族徽号)。酒器出土10觚、10角，却不见爵。这是前所未见的组合。还发现了新器形，如一件提梁四足鼎和一件方形器，造型新颖。在这件提梁四足鼎内发现尚未完全腐烂的肉食，这在殷墟发掘中是罕见的现象。此次出土的方尊，腹部的四角有突起的四个象头，象圆眼，长鼻向上弯卷，各边中部又饰四个突起的兽头，头顶部向上伸出一对大角，角端有五个枝叉，像人手掌，造型奇特。特别应指出的是，在一个圆形铜尊内，还发现有一件圆锥状小竹篓，用细竹篾编成，编制精巧。这是殷墟第一次发现的竹器。 　　青铜武器有戈、矛、钺、大刀等220件。另有铜镞数堆(约900多枚)。看来，墓主似为地位较高的武官。 　　据出土物判断，这座墓，当属殷墟文化第三期。 　　1989年在此墓西南约30米处，发现车马坑两座，出土铜戈、镞。与该墓所出的戈、镞形制相似。该坑的时代，亦属殷墟三期。很可能是该墓的陪葬坑。 　　甲骨文自1899年发现以来，迄今已有90多年了。殷墟出土的甲骨约15万片。在甲骨文发掘的历史中，甲骨出土数量最多，刻辞内容最丰富的是1936年6月在小屯村东北发掘的127号坑。该坑出土刻字甲骨1.7万多片，其中绝大部分为卜甲。发现了用墨或硃砂写成的简单文辞。可知殷代已有书写的颜料和毛笔。又发现了一些特大龟甲，其中最大的龟甲长44厘米，宽35厘米。据鉴定，它产于马来半岛。可知殷代卜甲的龟甲有些来自南方。此后，甲骨文方面最重要的发现，是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掘出土刻字甲骨4000多片。其中，基本完整的大版

第二节 二里头遗址与偃师、郑州的两座商城

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是商代考古中最重要的新发现。使商文化的研究从盘庚以来的殷墟提早到商代前期。其中，二里头晚期宫殿应为商汤灭夏之后所建的宗庙遗迹或为其行宫。偃师商城应为汤都西毫。郑州商城应为仲丁所迁之隞〔áo熬〕城。这三者关系，表明了商代前期历史情况。 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古史学家徐旭生调查时发现的。它的发掘，可为夏文化探索提供部分资料，为早商文化研究开辟途径。今在其晚期地层中发现两座大型宫殿基址。 一号宫殿基址，位于遗址中部，北朝南(方向352°)。东西长108米，南北宽约100米。平面略作方形，全部夯土筑成。在基址中部偏北处，有一略高的长方形殿堂基座，东西长36米，南北宽25米。建在基座上的殿堂，东西长30.4米，南北宽11.4米。四周有一圈大柱洞或柱础石。经复原研究，正面是面阔八间、进深三间的“四阿重屋”式殿堂。殿前庭院的面积约5000平方米。围绕殿堂和庭院的四周是廊庑〔wǔ午〕建筑。殿堂正南约70米处，即夯土台基南部边沿中段，是宫殿大门。这种建筑形式，基本具备我国宫殿建筑的形制和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在殿堂基座的西北隅台基上面，发现墓葬10座，死者双手被捆绑，有的用陶簋、罐、瓮随葬，有的坑内有人骨架和兽骨。显然系被迫致死，或与祭祀有关。 二号基址，位于一号基址东北约150米处，形制彼此近似。同样是包括廊庑、大门、中心殿堂的一组建筑。但中心殿堂面阔九间，进深仍为三间。全组呈长方形，东西宽58米，南北长73米。还发现地下水道，用陶管将庭院内的水排出。它与一号基址不同的是，中心殿堂后有一座大墓。墓的中线与南大门南北对应。大墓为长方竖穴，墓口东西长5.35米，南北宽4.25米，深6.1米。被盗一空。此墓年代与二号宫殿同属二里头遗址晚期。因此，二号宫殿应为宗庙之类建筑(图2)。 二里头遗址还发现数十座大小不等的墓葬。 　　大型墓一座，位于二号殿址北面，已被盗一空。 　　中型墓，墓口长二米余，宽一米余，有二层台。墓底有漆棺朽痕和硃砂层。随葬品，有铜爵、戈、戚。玉石器，有钺、铲、戈和绿松石饰、石磬。还有漆盒、漆豆以及陶盉〔hé和〕等。 　　小型墓，墓口长约二米，宽0.6—0.7米。多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只有陶器，器形有盉、缶〔fǒu否〕、盆、豆、簋、觚〔gū姑〕、小口尊等。 　　另在灰坑中，发现不少尸骨，有的双手被捆绑，显系被迫致死。 图2 二里头遗址 2号宫殿 遗址中出土的青铜礼器有爵、斝两种，复合范铸成，整治不精，素面无纹，或仅有简单花纹，具有早期铜器制作的特点。其中，铜爵发现较多，为薄胎、束腰、平底。较早的素面无柱，较晚的有小柱。 　　出土精品有：圆形铜牌饰，直径17厘米。用绿松石镶嵌为似钟表刻度形，中间镶成两圈，每圈13个十字形。盾形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8—11厘米，凸面由许多绿松石片粘嵌成兽面纹，图案组合十分精彩。这是我国目前最早的镶嵌工艺杰作。兽面玉柄形饰，通长17.1厘米，柄部宽1.8厘米。外形似鞭，共分六节，粗节有兽面纹，末端用线刻和浮雕法琢成兽头形。造型优美。石磬和铜铃，是研究音乐史的重要资料。 　　出土陶器的分期，为认识遗址的整个文化遗存的发展序列与编年，提供了重要依据。 　　据今认识： 　　一期陶器，龙山文化因素很浓厚。纹饰以篮纹为主，方格纹、绳纹次之。炊器以深腹罐为主。罐、盆类器，皆为平底。 　　二期陶器，仍有龙山因素。晚段纹饰以细绳纹为主，深腹罐由平底变为圜底。爵、盉、觚、盆、甑等出现上大下小、由高而低的变化过程。出现大口尊、卷沿盆、鬲等。 　　三期陶器，不见龙山文化因素。以灰陶为主，形式逐渐减少。器物上下对比度增大，制作和纹饰渐粗糙。出现粗绳纹。 　　四期陶器，纹饰以粗绳纹为主。炊器以深腹罐、圆腹罐为主。鬲增多，鬲的口沿可分卷沿与方唇二种，而以卷沿为主。束颈盆和簋数量增多。大口尊，大小两极分化和圈足化的趋势都很明显。 　　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填补了龙山文化与殷墟文化之间的缺环，使之连成一个发展体系。 　　在陶器上还发现刻符20多种，有的刻符与甲骨文中同类字相似，当属文字范畴。 　　二里头早商遗址，有着宏大的宫殿宗庙，精美的铜器、玉石器和陶器等，这是商代早期所创造的辉煌之民族文化，为后来殷周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 　　近年来，二里头遗址内又发现早期(一、二期)大型建筑夯土基址。 　　在遗址的中部，经初步探测，发现二片大型基址。二者相距约60米。西侧一座基址，东西长约360米，南北宽约200米；东侧一座基址，东西约250米，南北约150米。面积都大大超过一、二号殿址。 　　在第四发掘区，经探测，证实80年代发掘的铸铜遗址以北数千平方米范围内仍有铸铜遗迹。 　　在第六区，经发掘，在汉代祭祀性基址下叠压和打破一处二里头文化早期大型基址。东西约100米，南北现存约40—50米。北部被压在村民楼房之下。在解剖沟内发现二里头早期基址的夯土层和打破它的二里头二、三期灰坑。这座早期基址夯土层均厚3米以上。基址面上发现有墙槽、门道和柱洞。而房间的开间不小，证明它应属宫殿之类建筑。 　　从打破基址的灰坑时代看，这座基址至晚应属二里头二期偏早阶段，也很有可能会早到二里头文化一期。这对二里头遗址来说，是一次突破性的发现。也似可说明，此处早期基址，很有可能是文献上所载，夏桀所居之斟〔xún寻〕所在地。 (待续......) 偃师商城遗址 1983年发现并进行发掘的偃师商城，位于河南省偃师县城西，北依邙〔máng忙〕山，南临洛水(洛河改道北移)。西南距二里头遗址约六公里。正处于河洛之间的平原上。《汉书·地理志》偃师条下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近年来，在城址北面，北邙山下杏园村，出土唐朝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墓志：“访旧瘗〔yì益〕于北邙，祔新茔于西毫。”另一唐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墓志：“葬于偃师亳邑乡。”这表明，汉唐以来，确指今偃师商城所在，即西毫之地。 　　城址都已湮没于地下，经钻探，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南角地势低洼，东城墙南段内折向西南，再折向南，与南墙相接，依地势筑城。四面城墙基本完好。城墙一般宽17—20米。墙基槽一般宽约18米，墙体夯筑，夯窝密集，夯层清晰。方向北偏东七度。西墙长1710米，北墙长1240米，东墙有曲折，长约1640米，南墙长740米。城门已发现七座，北墙探出一座，东墙与西墙各探出三座。已发掘各一座。城市的布局，展示了早期都城的轮廓(图3)。 　　“西二”城门，位于西城墙偏北处，北距“西一”门165米。门道全长16.5米，宽2.4米。门道两壁，各筑有一道紧贴城墙(残存90厘米高)的木骨夯土墙，墙内有30多个柱子洞，洞底埋垫柱础石。门道内路土厚约40—50厘米。从城门内侧往南约四米处，有一条夯筑“马道”，上宽三米，下宽四米。它与西城墙垂直相交，全长约30米，东端与城内一条东西向的主干大道相连。“马道”斜坡式，东低西高，直抵城墙上，正合登城之用。 图3 偃师商城 “东二”城门，位于东城墙中部偏南处。门道全长19.4米，宽2.4—3米。两壁紧贴城墙的木骨夯土墙内残留柱洞痕迹。在门道路土下，有一条地下排水沟，宽约1.2米，深1.3米。沟底用石块砌成鱼鳞状。两壁以石块砌成石柱，柱间夹立木柱，承托木盖板。这条沟，西自宫城，东出东城门，全长800多米。这种木板盖、石壁柱、鱼鳞状石底的下水道，尚属首见。 　　在东、西、北三面城墙外侧，发现护城壕沟。壕沟与城墙基础相距约八米，沟的深度约在六米以上。 　　城内道路纵横，已探出东西向大路五条，南北向大路六条，路面一般宽约六米，最宽达10米，道路与城门方位基本对应。 　　城内中部偏南处有三座小城，居中处的宫城，平面近方形，周长约800余米。南墙正中是宫城大门。门前一条大道直往城南。形成一座独立的小城。 　　宫城中部是主殿基址，两侧又有大面积的建筑基址，形成相当壮观的大型建筑群。1984年在宫城内东部即主殿东侧，发掘两座保存完整的宫殿基址(编号为D4、D5)。 　　四号殿址，位于宫城东部偏北，东西长51米，南北宽32米。坐北朝南，方向北偏东八度，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宫殿建筑。正殿建于夯土台基上，东西长36.5米，南北宽11.8米。南部边缘有四个长方形台阶。殿堂的东、西、南三面廊庑环绕。中有宽阔的庭院。大殿与东西庑相连接。南庑面阔10间(每间宽约四至五米，进深约五米)，与正殿南北相照。在南庑的南边，有一条石砌石盖排水沟，是宫城中的排水设施。 　　五号宫殿，包括上、下两层宫殿基址。位于宫城东南隅，在四号殿址之南约10米。上层殿址，其建筑形式与四号殿址有相似之处，也是由正殿和东、西、南三面廊庑组成，中有庭院。而其略有不同之处，五号正殿四周有柱洞和础石，东、西两侧有庑址，规模也较大，东西现长54米，南北宽14.6米。殿址南侧的地面下，发现排成一条线的四对殉狗坑，每坑埋有狗骨架一只，或蜷屈，或侧卧，头皆向南，应为祭祀坑。 　　下层宫殿基址，平面呈“”形。殿址之南亦有中间庭院。它为上层殿址所叠压。 　　在城内西南隅的第二号小城，面积约35000平方米，基址四周也围有宽约两米的夯土围墙。墙内发现排房式建筑台基。现已发掘东西二排，每排六座，共12座台基。建筑可分为上、中、下三个不同时期。有叠压打破关系。上层台基为长方形，东西宽6.25米，南北长24.8米，台基上面筑有南北向两道隔墙，四缘又有夯土木骨墙。外侧有挑檐柱，再外是排水沟。出土物相当于二里冈上层。中层台基被压在上层台基下面，已破坏无存。出土最晚遗物为二里冈下层早段。下层基址保存完好。而台基面及陶水管道被中层建筑打破。下层建筑应早于中层建筑的年代。这类排房式建筑，可能属库房之类。也或有可能为卫兵营房之类。 　　根据地层关系和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经树轮校正年代为：(1)公元前1636年。(2)公元前1680年。据此，这座城址的始筑年代，约当公元前17世纪，即商代早期。该城既有大型宫殿建筑群，又有军事防御设施，具有早期都城的规模和特点。因而，我们认为，此城址应是商汤所都之西毫。也有的学者认为此城址为商太甲被放逐时所居之桐宫。 郑州商城遗址 1952年在郑州二里冈发现的商代遗存，具有明显的特点。经发掘，确切的地层关系证明它比安阳殷墟要早。后经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树轮校正)3570±135年，即公元前1620年，应属商代中期。 　　1955年发现商代城址，平面略近方形，周长近七公里，一般称之为郑州商城。东城墙和南城墙均长约1700米，西墙长约1870米，北墙长约1690米。墙体用土分段分层夯筑。墙基一般宽10—20米。城周共发现11个缺口。推测“有的缺口可能与城门有关”。1992年在花园新村，还清理出郑州商城外郭城墙的西南拐弯处百余米(图4)。 　　城内为宫殿区和一般居住区。城郊有手工业作坊和墓葬区。宫殿区在城内中部偏北和东北部一带。已发现夯土基址20余处。现已发掘三处，其中最大的一处，东西65米，南北13.6米，用黄土夯成的房基面上存有两排长方形柱础槽。大致可复原为一座九室重檐顶并带回廊的大型寝殿。现已发现宫城墙和供水设施。宫城墙呈西北至东南方向，现仅存基槽部分，墙宽约三米，目前发现长度50米，厚约1.1—1.4米。供水设施位于宫城墙以北，并与之并行，二者相距四米，已发现长度约40米。该设施由地下石板筑水道管、夯土和汲水井三部分组成。平面呈长方形，断面呈倒梯形。口宽11米，底宽三米，由石板和草拌泥垒砌而成。该供水设施向北延伸与1992年发现的商代蓄水池相连。二者方向一致。蓄水池东西长100米，南北宽约20米，用石板平铺池底，与新发现的供水设施有机地构成一个完整的城市供水系统。 图4 郑州商城遗址图 城址周围发现手工业作坊遗址四处。铸铜作坊遗址在城南墙外和北墙外各发掘一处。发现有铸铜用的坩埚和陶范等。陶范包括有钁〔jué决〕、铲、斧、刀、凿等工具范，方鼎、圆鼎、鬲、斝、爵、觚、尊、罍等容器范以及镞、戈等兵器范。 　　制陶作坊遗址在西城墙外发掘一处。发现陶窑14座，出土陶拍、杵、印模等制陶工具。印模上刻有兽面，夔〔kuí奎〕龙等纹饰。制骨作坊遗址在北城墙外发掘一处，出土骨料中除牛、猪骨外，还有人的肢骨。此外，在城西杜岭和城东南角各发现一处铜器窖藏。杜岭铜窖出土两件大方鼎，其中一件高一米，重86.4公斤，是郑州商代遗址中出土最大的一件青铜容器。另一件高87厘米，重64.25公斤。城东南的窖藏出土铜器13件，包括大方鼎两件，大圆鼎一件，扁足圆鼎、觚、牛首尊各两件，羊首罍、提梁卣〔yǒu友〕、盂和盘各一件。其中，大圆鼎、提梁卣，在郑州商代遗址中属首次发现。 　　郑州商城附近尚未找到当时的大型墓葬，仅在城址周围的白家庄、人民公园、南关外等处发掘100多座中小型墓。白家庄的一座中型墓中，出土铜鼎、盘、罍、斝、爵各一件。另一座墓则出土铜鼎三件，铜斝、觚各两件，铜爵、罍各一件。墓内棺顶周围土台(“二层台”)上还殉葬一个奴隶。 　　遗址中出土占卜甲骨较多，但刻字者仅有两片。在陶大口尊口沿上常有刻划陶文。还出土原始瓷器、陶塑猪、羊、龟、鱼、虎头、人坐像等制品。 　　近年来，在郑州市西北郊小双桥遗址，出土青铜建筑构件，造型别致，加工精细，属铜锡合金。重达六公斤，正面方形，平面“凹”字形，正面饰单线阴纹兽面，两侧各有一组龙虎斗像图，为商代遗址中罕见精品。也是我国迄今最早的青铜建筑构件。还出土特磬、石圭等。最近，小双桥遗址发掘，又获重大成果。发现夯土建筑基址、窖穴、祭祀坑、灰坑、壕沟等遗迹和原始瓷尊、石圭等遗物。还发现数量较多的陶、石、骨、蚌器。 　　重要收获之一，是在三片陶缸残片上和一件陶缸表面上，发现硃书陶文约八字，书写工具应为毛笔，用硃砂书写，字迹工整，笔划规范，与殷墟甲骨文字和殊书文字一脉相承，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商代最早的书写文字。 　　郑州商城的面积较大，有大型夯土台基和许多手工业作坊，出土大型青铜礼器，表明它是商代中期一座都城遗址。依古文献，应是商仲丁所迁之隞城。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商汤所居之亳都。

第六节 兴隆洼文化聚落与红山文化坛庙冢

兴隆洼文化聚落址与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存位于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地区，他们的发现充分展现了距今7000—5000年前西辽河流域的原始文化不仅有别于中原地区，而且是相当发达又具有神秘的色彩，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兴隆洼聚落址位于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东南部山梁的西南坡，1983年以来发掘了约30000平方米，是长城以北地区，我国发掘面积最大、年代最早的一处原始聚落址。兴隆洼聚落址呈不规则圆形，直径约166—183米，四周以大沟环绕，沟宽约1.5—2米，深0.55—1米。聚落址内的房址排列大体呈西北—东南方向，共约10排，每排约10组房屋，次序井然。这些房屋都是半地穴式，平面近方形，有的为长方形，大小不一，大的面积约60平方米，最大的一间面积达140平方米，小的房屋面积约20平方米。室内设有烧灶，有的房屋内还设有窖穴或埋有墓葬。个别房屋内还遗存有木炭，可能是房屋木结构部分的残存。房屋内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有锄形器、铲、斧、凿、磨盘、磨棒等，也有骨锥、骨匕、鱼镖等骨质工具；生活用具主要是缸、钵等陶器，器形较为简单。兴隆洼聚落址的年代，约距今7000—8000年间，早于关中地区的姜寨聚落址约1000多年。 　　距今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存，地处凌源、建平、喀左三县境内的大凌河河谷地带。祭坛址位于其东南方的东山嘴后的山梁前端，面临大凌河，并与隔河的一座山口相对；神庙则在祭坛址西北约50公里外名叫牛河梁的山梁之上，其南四公里有一座山势突兀、形似猪首的山头与之遥遥相对。神庙以东是山梁下一片开阔地，环神庙西一南方位的山丘上，分布着10多座积石冢。 　　1982年发现的喀左东山嘴祭坛址，是以相当讲究的石材加工砌筑而成，占地面积约2400平方米，其内的建筑按中轴、两翼分布。在中轴线的北部是一座方形祭台，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其内耸立着许多大石条，石条高约85厘米，朝上一头为锥形，排列密集，祭台上出土有双龙首玉璜等物件。中轴线的南部是一圆形祭台，北距方形祭台约15米，直径约2.5米，台内原置有一群小型裸体孕妇塑像和几个大型坐式人物塑像，出土时都倾倒在祭台外侧。这些小型孕妇像，头部大都残缺，高约五厘米，腹部凸鼓，臀部肥大，阴部刻纹清晰，通体打磨光滑，身上似涂红彩，可能是当时祈求丰产的偶像。大型坐像约当真人的1/2，头部亦残缺，双手交叉于腹部，盘膝正坐，可能是当时祖先崇拜的偶像。这些距今5000年前的人物塑像，在我国是首次发现，她们坐落在南北方圆对应的祭坛上，应该是当时祭祀的对象，方形祭台中的大石条可能是又一种祭祀对象的象征物。所以这里是5000年前人们从事祭祀活动的中心场所。 　　牛河梁神庙址位于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1983—1985年的发掘表明，其建筑结构比较复杂，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组成。多室在北，为主体建筑，南北长18.4米，东西残宽6.9米，主室位于该建筑南北中心部位偏北处，平面略呈圆形，在其东、西、北三面各有一室与主室相通。单室建筑位于多室建筑以南约2米，面积约16平方米。在这组建筑的墙壁上发现有彩绘图案，图案以赭红间黄白颜色交错绘成，有三角形几何纹、勾莲纹等，华丽壮观，是迄今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彩绘壁画。 　　在主室中除发现有猪龙、禽爪等泥塑件外，还发现了分属六个个体的人像泥塑残件，有头、肩、臂、乳房、手等。人像大小不一，但都属女性，其中最大的一个位于主室中心部位，约为真人的三倍。在其侧旁发现一个中型人像的头部，保存较为完整，大小与真人相当，其发顶部分缺失，高22.5厘米、颜宽16.5厘米、通耳宽23.5厘米，额顶发迹平直起棱，眼窝较浅，眼内嵌圆形玉片为睛，炯炯有神，低鼻梁、阔嘴、双唇涂朱，颜面涂红彩，似为蒙古人脸形。这些大小不一的女性塑像大都是坐式，其坐次可能有中心、层次之分，都是当时供奉的女神，可能就是神化了的祖先崇拜的偶像。因此，这组建筑是一座女神庙。 　　积石冢已发现六处，分别相距神庙约750—1100米。其中1983年在神庙南部发掘的一处有四座积石冢，东西向排列，全长110余米，中间的两座，一为方形、一为圆形。方形积石冢东西长17.5米，南北宽18.7米，残高约1.4米，东、西、北三面以大石垒砌外墙，墙上覆盖积石，墙内积石近3米宽，1.2米高；冢中央为一石砌方台，边长3.6米，现高0.5米，其中心以石板为椁构成墓室，墓室东西长2.21米，宽0.85米，高0.5米。圆形积石冢位于方形积石冢以东二米，由内外三圈淡红色石桩围成，呈内高外低的圆坛，圆坛外圈直径约22米，内圈直径约11米。这一圆坛可能具有墓祭的性质。在方形积石冢以西3米是一长方形积石冢，东西长26.8米，南北宽19.5米，设有内外石墙。在内墙内侧发现一排24件彩绘红陶筒形器，可能具有特殊的用意。在南内墙外，发现石板墓15座，这些墓都以竖置的石板或平垒的石块构成墓壁，墓室大小约容身，墓顶以石板或石块封盖，墓中一般以玉器随葬，多者五件，种类有玉箍形器、环状玉猪龙、玉璧、玉勾云形饰、玉环等，件件制作精良。 　　牛河梁积石冢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冢内大小墓有别，是我国发现的距今5000年前最大的积石冢群。它们以神庙为中心，成组分布，各居山头，并在50公里范围内，与神庙以及东山嘴祭坛一起构成一个具有等级关系的神圣地带，体现了当时在一个广阔的区域内存在着一个富有浓厚宗教色彩、已相当发展的社会组织。

第一节 夏文化探索与陶寺遗址、二里头文化

中国历史上在商代之前有个夏王朝，但在考古学上夏文化却长期是个空白点。因此，探索夏文化问题，是关系到中国国家产生的重大课题，引起考古界、史学界的普遍关注，希望能用考古手段去证实和补充夏代的历史。根据文献记载，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包括：晋南的汾、浍、涑水流域，豫西的伊、洛、颍〔ying3 颖〕水流域，乃至关中平原，均为探索夏文化的重点地域。主要分布于豫西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曾被作为探索夏文化的研究对象。近年来，晋南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将有助于夏文化探索的进一步突破。 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城东北崇山(俗名塔儿山)西麓陶寺村南，面积达300万平方米。这一文化的分布范围，均在汾河与浍水流域，正是“夏墟”之地。遗址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约相当公元前2400—前1800年，经历600余年。与夏纪年相当符合(夏纪年应从公元前24—前18世纪)。也有的学者认为是陶唐氏(唐尧)文化遗存。 遗址从1978年开始发掘，它包括居住址与墓葬两部分。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具有显明的自身特点，可命名为陶寺文化。 在房址中，有地面起建、半地穴式与窑洞式三种。房址平面多作圆角方形，也有圆形。房内地面多为烧土面，也有石灰面。室内面积长宽一般在2—3米。内设灶坑，或有烟道的灶台。显然是供个体小家庭居住的。大型房址尚未发现，但已在早期灰坑中出土夯土碎块和刻花白灰墙皮，说明曾有大型建筑的存在。房址附近有圆形水井，深达约14米，近底部有框架式护壁木构。还有石灰窑址，烧制石灰，用作建筑材料。 在遗址中，发现有圆形袋状、圆角方形袋状和圆角方形筒状坑。造型规整，坑壁、坑底光滑平整。有的在坑底抹一层草木灰或白灰面。坑内有石器、骨器、陶器和炭化粮食颗粒，显然是储物窖穴。另一种圆形或椭圆形大坑，平底或凹底，沿周壁一侧常有上下坡道或设门道，当是储物或供圈养家畜之用。 陶寺龙山文化有两大特色：一是出土绚丽的彩绘陶器。在陶壶、瓶、盆、盘、豆①的器壁上大都施以彩绘。或以黑陶衣为地，或以红色为地，上施红、白、黄彩。纹饰有龙纹、变体动物纹以及圆点、条带纹。其中彩绘蟠龙陶盘，最具特征。二是出土成批的彩绘木器。这些木器的胎骨都已朽没。依其残存的彩绘颜料层得以剔剥出原来的形状。已知有案、几、俎〔zǔ阻〕、匣、盘、斗(勺)、豆、“仓形器”、鼓等多种器形。并运用榫卯和木板拼接技术，还能作弧线处理。木器上施彩绘涂料(漆)。以涂红为地，以黄、白、蓝、黑诸色绘出五彩图案。其中木鼓系以树干挖空制成。圆形鼓腔外施彩绘，以鳄鱼皮蒙鼓面。最大的一件，通高1.04米，上口径43厘米，下口径57厘米。即古文献中称之“鼍〔tuó驮〕鼓”。在墓内木鼓与石磬〔qìng庆〕(特磬)共存。特磬，长80—90厘米，石灰岩打制而成，作倨句型。这木鼓与特磬，是我国目前同类乐器中最早的珍品。 陶器，以夹砂灰陶、泥质灰陶为主，也有夹砂或泥质褐陶，还有泥质黑陶。纹饰以绳纹、篮纹为主，还有方格纹、附加堆纹、弦纹、镂孔、乳钉纹等。制法有手制、模制、轮制三种。炊器，以“釜灶”、斝〔jiǎ假〕、鬲〔lì立〕为主。早期多用“釜灶”，中期出现陶鬲，与“釜灶”并存，晚期盛行陶鬲，不见“釜灶”。还有鼎、甑〔zèng赠〕、缸、罐、壶、盆、盘等。晚期出现磨光黑陶簋〔guì鬼〕，别有特色。 在制陶、制骨、制石等手工业部门都有明显进步。出现了木工、彩绘、髹〔xiū休〕饰和玉石镶嵌等新手工艺门类。在陶器中，出现陶色纯正，叩之清脆有声，厚度在三毫米以下的薄胎陶器。玉石器，磨制十分精美，能钻出规整透孔，能用绿松石或很小蚌片镶嵌成臂饰。这都标志着陶寺龙山文化手工业发展的新高度。 更值得注意的是，铜器与文字的出现。在一座墓中出土一件铜铃形器。经化学分析，含铜量97.8%，系用复合范铸造的红铜器。证明当时已掌握冶金技术。在居住址中出土的一件陶扁壶器壁上，有毛笔硃书字样，其结构与甲骨文同形字十分相似。说明当时文字已经产生。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毛笔硃书文字。 陶寺墓地，位于居住址东南，面积在30000平方米以上。发现墓葬千余座，都是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死者基本上是仰身直肢单人葬。此外，仅见屈肢葬三例，俯身葬一例，少年死者一例。死者大都头向东南，即朝着崇山(塔儿山)顶峰的方向。 墓葬，可分为大、中、小三种。小型墓最多，中型墓次之，大型墓最少。 大型墓九座，墓主均为男性。墓坑长方形，长三米，宽两米左右。使用木棺，棺底铺垫硃砂。随葬物最多达200件。有彩绘陶器、彩绘蟠龙陶盘，彩绘木器，有彩绘(漆)木案、几、俎、匣、盘、勺、豆、“仓形器”。玉石器有玉(石)、钺、瑗、石斧、锛〔bēn奔〕、镞、殳〔shū殊〕、“√”字型大厨刀。还有整猪骨架等。 中型墓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墓主为男性，使用木棺，有的棺内铺硃砂。随葬有成组陶器(包括少量彩绘陶器)，少量彩绘木器、玉石器(钺、琮、瑗等)以及猪下颌骨数副或数十副。二是墓主为女性，用彩绘木棺，或有殓〔liàn练〕衾〔qīn亲〕，施硃砂。对称地分葬在大型墓左右两侧。随葬彩绘陶瓶、玉石镶嵌的头饰和臂饰。猪下颌骨半至一副。 小型墓，多无木质葬具。有的用帘箔卷尸。大多数无任何随葬物。有的只随葬骨笄〔jī基〕一二件。 上述陶寺墓地的显著差别，是部族(这时应已形成民族)内部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最直接的反映。一个特权阶级产生了，最初的阶级压迫出现了。加之，社会分工进一步多样化与专业化，铜器的铸造以及文字的应用。标志着在华夏大地上已经放射出文明时代的灿烂光芒。 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在今洛河南岸(洛河故道在遗址之南)，正处于伊洛之间。二里头文化是以二里头遗址命名。其早期文化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9—前18世纪，这与夏朝晚期的活动地域与时间大致相符。所以，把它作为探索夏文化的对象之一。 根据遗址的地层关系及典型陶器的排比，目前暂可分为四期。第一期陶器的特点，褐陶为主，磨光黑陶占一定比例。纹饰以篮纹为主，少量的方格纹、细绳纹。器型多为宽折沿、小平底，具有河南龙山文化色彩。第二期陶器的特点，磨光陶、棕褐陶、黑衣陶相当多。纹饰以细绳纹为主，器形多窄卷沿和圜底。出现簋、鬲、大口尊等。第三期、第四期陶器特点相仿，以灰陶为主，内壁有麻点。纹饰以粗绳纹为主，器形多卷沿和圜底。有些器型如鬲、斝、大口尊等与商代中期同类器十分接近。这种器形在第四期中表现融合的趋势。因此，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早期(一、二期)可能是夏代晚期文化，而它的晚期(三、四期)，则是商代早期文化。 关于二里头文化性质问题，目前学术界的看法颇有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1)认为二里头文化的早期(一、二期)遗存可能是夏文化。由于在第一期、第二期遗存中尚有龙山文化因素，而在第三期遗存中，则不见龙山因素，出现一组与商代中期文化典型器相同或相近的器物，表明其年代已进入商代。 (2)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遗存均早于郑州商城。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毫〔bó薄〕。所以，整个二里头文化都是夏文化。 (3)认为二里头一期文化可能是商汤灭夏之前的夏文化。从二期起，为商代早期文化。 (4)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遗存联系密切，应是夏文化。 这一学术问题，仍在继续研讨中，也将寄希望于新的考古发现。 注释： 　①古代盛食品的器皿。

第八节 距今四千年前的几处城址

距今4000年前的城址，是近年来最为引人注目的发现。 目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及长江中游地区已发现了20多座。这些城址的发现对于探索我国城市的起源、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距今4000年前的城址，最早发现于河南省，目前已在河南省发现五座。它们分别是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偃城郝家台、辉县孟庄、郑州西山。此外，早年在安阳后岗也发现过一段夯土墙。 　　王城岗城址是最早发现并确认的距今4000多年的城址，位于登封县告成镇西约一公里的台地上，1977—1981年的发掘表明，它是由东、西并列的两座城址组成。东城的城墙大部分已被河流冲毁，其中残存的南墙西段长约30米、西墙南段长约65米，南墙与西墙垂直相交。东城的平面可能是正方形。西城与东城合用一城墙，东城的西墙就是西城的东墙。西城的南墙与西墙的基础槽以及筑墙夯土层尚存于地下，其中西城墙基础槽口宽4.4米，底宽2.54米，深2.04米，夯层厚度约10—20厘米。南墙长82.4米，西墙长约92米，北墙的东段亦被河流冲毁，其西段残长约29米。西城的西南城角与西北城角都接近90度，表明西城平面也是方形，其面积约10000平方米。在西城的南墙东部与东墙南端，有一约10米宽的缺口，这可能是西城的南门遗迹。从两座城址的残存情况分析，西城可能是在东城被毁之后建筑的。 　　在王城岗城址内已发现有多处夯土建筑遗迹，但都遭破坏，原貌不辨。此外还发现一些经夯筑的圆形土坑，坑内填埋有成年人和儿童的骨架，少者两具，多者七具，有的数坑相连一次填夯。这种现象可能与重要建筑遗迹有关，属奠基坑。王城岗城址的年代约早至距今4300年，该城址面积不大，其职能可能是作为防御作用的城堡。 　　孟庄城址是黄河中游地区发现的面积最大的距今4000年前的城址。它位于辉县孟庄镇东部坡地上，北依太行山，南临黄河故道，1992年发现。城址平面呈正方形，城墙长宽均约400米，总面积16万平方米。除西城墙外，其余三面城墙保存较好，由主城墙和两侧附加部分组成。主城墙顶宽5.5米，底宽8.5米，残存高0.2—1.2米左右，部分地段高2米，系采用集束木棍层层夯筑而成，夯层厚约8—15厘米。主城墙内外两侧的附加部分宽约10米，是后来的修复所致。城墙外侧有一周护城河，河底距地表深5.7米。孟庄城址建于河南龙山文化中期，年代约距今4300年左右。 　　平粮台城址是目前所知保存较好的一座，位于淮阳县东南四公里的大朱庄西南，面积约50000平方米，高出附近地面约三至五米，其年代早至距今4300年。1979—1980年的两次钻探、发掘表明，该城址平面呈正方形，长宽各185米，城内面积约34000平方米。城墙系采用小板筑堆筑，即先在城墙的内侧夯筑一高1.3米，宽0.8—0.85米的小板筑土墙作为城墙的内壁，然后在其外侧堆土夯实，逐层加高到超过小板筑墙的高度，再堆筑出城墙的上部。城墙残高三米多，顶部宽约8—10米，底部宽约13米。已发现南北两门，均位于南、北城墙的中部。其中南门设有东、西门卫房，门卫房依城墙用土坯垒砌，房门相对。门卫房南北长4.2—4.4米，东西宽3.1—3.3米。东西门卫房之间为城门通道，宽约二米。在门道之下设有排水系统，即在门道下挖一条北高南低、上宽下窄的沟渠，沟渠上口宽及深各约74厘米，沟渠内铺三条陶质排水管道，沟底铺一条，其上并列铺两条，管道周围以料礓石和土填实，其上再铺上作为门道路面。发现的排水管道残长约5米多，是多节套接而成，每节长0.35—0.45米不等，近直筒形，一端稍细、径为0.23—0.26米，另一端较粗、径为0.27—0.32米，每节管道小口朝南，套入另一节管道的大口内，如此节节套扣。这是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城市排水系统。 　　平粮台城址内已发现10多处长方形排房建筑址，这些房屋有的是平地起建，有的为高台建筑，普遍使用土坯作为建筑材料。其中位于城内东部偏南的一处排房为平地起建，东西长12.5米，南北宽4.34米，土坯墙宽0.34米，分作左、中、右三室，三室各有一向南开的门，门宽0.7米，南北屋墙外设有散水坡。城内出土的遗物大多为陶器，引人注目的是，在一个灰坑内发现了一块铜渣，表明当时已初步掌握了冶铜技术。 　　迄今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境内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已有13座，其中四座分布在泰沂山地北侧，八座分布在鲁西，一座位于鲁西南。这些城址有的分布密集，呈现出城址林立的局部图景。 　　泰沂山地北侧的四座城址分别是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邹平县苑城乡丁公，临淄县田旺和寿光县孙家集边线王。其分布范围东西约100公里，南北约40公里。城子崖距丁公直线距离约50公里，丁公距田旺、田旺距边线王均不足40公里。它们的始建年代，前后相差不过三四百年。 　　边线王城址经过1984—1986年的三年发掘，发现该城址是由里外两座城组成，外围的大城是在里面的小城被破坏之后就地扩建而重新建造的。小城址位于大城址中部稍偏东南，平面为圆角方形，每边长约100余米，面积约10000多平方米，设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道。大城址平面亦为圆角方形，每边长约240余米，城内面积约57000多平方米。在四边城墙的中部各开一城门道，其中已发掘的西、北两个城门的城墙缺口，宽度相同，约10米左右。城墙夯筑而成，仅发现城墙基槽部分。城墙基槽的构筑工程浩大，为斜坡沟状，深约六至七米，口部宽约七至八米，最宽处约有10余米，基槽逐层填土夯实，夯层厚约5—15厘米不等。在基槽夯层内还发现了埋置有人、狗、猪的骨骸和陶器的小墓坑，这是在筑城时特意埋入的，可能与奠基习俗有关。 　　丁公城址发现于1991年，平面略呈方形，城内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310米，面积约10万平方米。城墙宽约20米，残高约1.5—2米。城墙外侧有宽20余米、深三米的巨型城壕，这是首次发现的距今4000年前的城壕。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城墙边一个灰坑内的陶片上，还发现了11个刻符，经研究，多数学者认为是不属现行汉字系统的原始文字。 　　城子崖城址最早发现于1928年。1990年的发掘表明，城子崖城址实际上是三座，分别建于周代及其以前的三个时期。其中最早的一座属龙山文化时期，面积最大，平面近方形，东西宽430余米，南北最长约530米，占地约20万平方米。城墙部分已被破坏，但四面城墙墙基尚完整地保存于地下。东、南、西三面城墙较为规整，北面城墙弯曲并向北外凸。残存的城墙距地表2.5—5米，残宽8—13米。城子崖城址比边线王城址和平粮台城址大三四倍，比王城岗城址大20倍，它的性质可能已超越了主要作为防御作用的城堡的范畴。 　　分布于鲁西南的八座城址，发现于1994年，分为南北两组。南组三座，分别是阳谷县景阳岗、皇姑冢和王庄。其中以景阳岗城址为中心。景阳岗城址平面近扁椭圆形，南北长1150米，东西宽230—400米不等，面积约35万平方米，在地下水位以上的城墙高一至二米不等，其上压着岳石文化和东周时期的城垣。城内有大小两个夯土台址，大台址长520米，宽175米，面积约90000平方米，台高五至六米，分作几层台面。小台址在大台址东北15米，长130米，宽60米，面积约8000平方米，两座台址均是用生黄面沙土筑成。皇姑冢城址位于景阳岗西南八公里，面积约60000平方米。王庄城址位于景阳岗东北10公里，面积约30000—40000平方米。 　　北组五座，分别是茌平县教场铺、土尉、乐平铺(卅里铺)、尚庄和东阿县王集。其中以教场铺城址为中心。教场铺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约1100米，南北约300多米，面积近40万平方米，城内也有东西对立的大小两个台址。东台址长160米，宽100米，面积16000平方米，高六米。西台址长800米，宽160米，面积128000平方米。两台址相距70米。其余四座城址，有三座在教场铺城址以东南北一线分布，间距约三至四公里，距教场铺城址三至六公里。尚庄城址则位于教场铺城址以北偏西处，相距约19公里。这四座城址的面积约在30000—40000平方米之间。 　　鲁西南这两组城址已形成了小城依附大城分布的格局。 　　在长江中游地区已发现的距今4000年前的城址有五座，它们分别是湖北天门市石家河、江陵县阴湘城、荆州市马家垸〔yuàn院〕、石首市走马岭及湖南澧县城头山。其中城头山城址年代最早，约距今5000年；而石家河城址的面积最大，约130万平方米。 　　城头山城址位于澧阳平原西部、澧县县城西北约20公里的东溪乡南岳村，1991年发掘确认其始建于屈家岭文化早期。城址平面近圆形，直径约325米，由护城河、夯土城墙、城门、城内夯土台址和道路等组成。护城河以人工河道和自然河道结合而成，现保存的西南至北门一段护城河，长460米，宽约35米，深约4米，至今仍河水盈岸。城垣夯筑，宽约20米，顶部残宽约7米，现存高度距护城河水面为5.7—6.3米。城门缺口四个，东西、南北相对应，在东门已清理出一条宽五米以上的卵石路通向城内。北门内有一圆形大堰，并通过北门水道与护城河相通。夯土台址发现于城中心偏西和偏南处，在城内还发现了制陶作坊区和墓葬区，已清理陶窑八座、各类墓葬近500座。另还在城中部偏西处清理出一段可能是贯穿城址东西两门的主要干道，道路宽二米，用红烧土铺筑，道路两旁设有水沟。 　　石家河城址位于天门县石家河镇北侧，平面近方形，南北长约1200米，东西宽约1100米。西墙及南墙西段保存较好，墙底宽约50米，似为堆筑而成，南北两墙有较大的缺口，城外有60—100米宽的护城河，其外侧还有一些可能是挖护城河土堆筑起来的土台。城内有集中的居住区、墓地及宗教活动遗迹。其中在居住区发现有一米厚的土坯垒墙及密集的粗大柱洞，在宗教遗迹中除发现特殊的建筑址外，还有几千件陶塑动物和上百件人抱鱼像。该城址建于屈家岭文化繁荣期，距今4600年左右。 　　距今四五千年间，黄河中下游地区及长江中游地区出现的如此众多的大小不一的城址，不仅表明当时的社会已有了高度的分化，而且还表明当时正处于一个大动荡的时代。

第七节 河姆渡遗址与良渚文化祭坛

河姆渡遗址位于杭州湾南岸的余姚县河姆渡村东北，1973年在这里发现了一种与黄河流域的原始文化面貌完全不同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其年代早至距今7000年。这一发现改变了只有黄河流域才是中华远古文化摇篮的传统观点。 　　与黄河流域的半地穴居址形式不同，河姆渡遗址上发现的约距今7000年的建筑是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木构干栏式房屋。当时建造这种房屋已使用了榫〔sǔn笋〕头卯眼等细木工榫结合的技术，其中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以及企口板的发明，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发现的最大一栋干栏式房屋，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其内分隔成若干小房间，并设有前廊过道。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河姆渡遗址是这种建筑形式的最早发现。 　　稻是当时的主要栽培作物。稻谷、稻壳、茎叶普遍发现于居址内，其混杂堆积达20—50厘米厚，最厚处超过一米。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发现的代表性水田耕作工具主要是骨铲，有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制成，有的有銎〔qíng琼〕有穿，以捆装木质把柄，还发现有木耜、石斧、石刀、舂米木杵等工具。与农业定居生活相依存的家畜饲养业也有一定的规模。猪、狗的骨骸在遗址中普遍发现，猪的形象还作为丰收吉祥图案标志在陶器上，或被制成陶塑模型。此外，饲养的家畜可能还有水牛。 　　当时的手工业已有多种门类，除木器、陶器制作业外，还有骨器制作和编结纺织等。编结可能已使用原始腰机，发现的芦苇席残片是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制作的骨器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似蚕纹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艺术。外表涂生漆的木碗，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漆器。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丰富多彩的稻作农业、家畜饲养业以及手工业遗存，展示了长江下游地区在距今7000年前后即已拥有充分发展的农业文化成就，而1986年以来发现的良渚文化的土冢、祭坛、中心聚落址与神徽玉器则进一步表明这一地区在距今4800年前，其原始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后世的神权与王权意识在这里已经有了初步而形象的反映。 　　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良渚文化人工堆筑的土冢，位于杭州市余杭县雉山村南侧的反山土冢。现存的反山土冢东西长90米，南北宽30米，高四米。1986年在反山土冢西半部发现的11座墓葬，规模都较大，一般长三米，宽约二米，深1.3米左右，墓内原可能有外表涂朱的木棺。每墓都有大量的随葬品，种类有陶器、石器、象牙器、漆器、玉器等，其中被后世视为珍贵礼器品的玉器成批出土，最多一墓有170件(组)，铺满墓室。在出土的3200多件玉器中，种类主要有琮〔cóng丛〕、钺、璧、璜、佩、冠饰、三叉形器、瑗、牌饰、杖饰、带钩、串珠以及鸟、鱼、龟、蝉等，大都精美绝伦。其中琮、钺、璧等玉器是当时的高级礼仪用品，最大的一件玉琮，高17.6厘米，重达6.5公斤，是迄今发现的玉琮之冠。 　　发人深思的是，在琮、钺、冠状饰以及三叉形器等玉器上，通常雕刻有繁褥的图案装饰，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是繁简不一的神像图案。完整的神像图案为阔嘴露齿、宽鼻、圆目睁睛，满首羽冠飘然，耸肩叉腰、腰系饰带，鸟足蹲踞，全身以兽面纹装饰。这种神像有的极小，需借助放大镜方能观察，但刻纹线条流畅、细如毫发，体现了距今4800年前太湖地区的玉雕技艺已达到极高的境界。整个神像图案似神人兽面结合，表现了威严无比、气贯长虹的气概，充满了良渚人的信仰与追示。将这种神像雕刻在玉琮、玉钺等重器上，由当时的上层贵族所执，表明这种神像可能是良渚文化的神徽。 　　良渚文化的祭坛墓地位于反山土冢东北五公里的瑶山上。祭坛经过精心设计，为近方形的漫坡状，边长约20米，面积约400平方米，以不同的土色分为内外三重。中心为红色土方台，四边长约6—7.7米，红土外围为灰色土填充的围沟，灰土围沟外是用黄褐色斑土筑成的围台，围台面铺砾石，边缘以砾石叠砌。这座祭坛由多色土构成，衬托了祭祀场所的神秘色彩，开创了后世多色土祭坛建筑的先风。 　　祭坛上分两排埋葬着12座墓，各墓都出有成批玉器，其中以埋在中心红色土台上的墓葬出土玉器最多，有的多达148件(组)。这批玉器制作精良，种类有富有神秘色彩的玉琮、透雕玉冠、冠状饰、三叉形器等，其上也大都雕刻有神徽，使人望而生畏；还有象征权力的玉钺、龙首牌饰；也有鸟、璜、带钩等装饰品和嵌玉漆器等高级用品。这些墓主生前很可能是祭祀苍天、大地、神灵的祭师或巫觋〔xí习〕。 　　除反山与瑶山外，目前发现的良渚文化高台土冢、祭坛墓地，还有浙江余杭汇观山、海宁大坟墩、余墩、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昆山赵陵、常熟罗墩、武进寺墩等地，几乎遍布太湖地区。而与大型高台土冢、祭坛墓地相应规模的大型建筑址，则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中心部位的莫角山遗址。 　　莫角山遗址是一处经人工修筑的台形基址，东西长约730米，南北宽约450米，面积达30万平方米以上，高出周围地面平均三至五米以上。 目前已在遗址上发现了一处面积超过14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基址和另一处留有三排颇大柱洞的夯土基址。夯土基址由9—13层泥、沙层间隔筑成，厚约50厘米；三排大柱洞，排间距约1.5米，柱洞坑口径约0.44—1.35米，深0.21—0.72米，内有直径约半米以上的木柱灰。另还发现了数米长的大方木，多处经火烧过的大量土坯堆积。这些表明这一大型台址上曾建有规模空前的巨型建筑物。当年它那高大雄伟的形象，足以令人望而生畏。使人惊叹的是，在莫角山大型台址周围约12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各类大小遗址40余处，其中瑶山、反山、汇观山等都是围绕这个中心遗址而存在。莫角山遗址上的大型建筑物，很可能是良渚人最高统治者向人民发号施令的场所。 　　反山土冢、瑶山祭坛墓地与莫角山大型台基及建筑址的发现，充分显示了距今4800年前的良渚人的精神世界与辉煌灿烂的物质文化，良渚文化的社会在那时已经进入了高度发达的时期。然而，良渚文化成就的消失如同它的发现一样引人瞩目。太湖地区在良渚文化以后的近千年内，还没有发现可与发达的良渚文化成就相比拟的文化遗存。良渚人创造的文化精华，在良渚人之后流向了何方呢？

第五节 西水坡、洪山庙及朱封等几座特殊的墓葬

1987年，在河南濮阳市西水坡发现一座形式奇特的“墓葬”，坑作盾形。在墓中部有一具老年男性骨架，大体呈头南足北的仰卧直肢姿式，在其东西两侧有以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在龙虎外侧以及老年足端外侧的三个方位又有三具青少年骨架以及一对腿骨和一堆三角形蚌壳。这是一座什么性质的墓葬，目前尚不清楚，有学者认为蚌壳龙虎与其外围的三具青少年骨架不是同时埋入的，而与龙虎之间的老年男性骨架则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年代距今6000年(图1)。 　　蚌壳龙位于老年骨架的东侧，头北尾南，长1.78米，昂首曲颈，弓躯伸尾，其形状犹如在腾飞。蚌壳虎位于老年骨架的西侧，虎背与龙背相对，相距约1.5米，亦是头北尾南。虎长1.39米，头微低，尾下垂，四肢交递，其形状好像在行走。这对龙虎都是用未加工的自然蚌壳摆塑而成，整个造型富有立体感。其中龙型图案是迄今在中原地区年代最早的发现。

图1 仰韶文化蚌壳摆塑龙虎与人骨平面图 西水坡发现的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共有三组，呈南北一字形排列，各相距约20和25米，第二组还有鹿等动物的形象，第三组的龙背上似骑着一人。对这三组龙虎图案含意的解释，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不过多数学者认为，龙曾作为华夏祖先的图腾崇拜物，虎又似神威权力的象征，第一组龙虎之间的男性老人死后由龙虎伴随，至少表明他生前的身份在当时是受人尊敬的。 　　这种龙遗存不仅发现于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中，在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的史前文化中亦有发现，而且年代都较早。 　　1993年，在湖北黄梅，南距长江约25公里处的焦墩遗址上发现一条用河卵石摆塑的龙图案，其年代约距今6000—5000年。龙摆塑在红烧土上，全长4.46米，头西尾东，昂首张口，口吐长舌，龙身呈蛇身鱼尾，腹下有爪状双足，颇为生动。西辽河流域的龙型堆塑，于1994年发现于阜新查海遗址上，属兴隆洼文化，距今约8000年，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一条龙图案。这条龙用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摆塑在遗址中部，全长近20米，龙身宽约二米，呈昂首张口、弯身弓背状。在龙的北部为一座面积约120平方米的大房址，在龙的南侧发现有排列紧密的墓葬和祭祀坑。这种平面布局关系，表明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龙在当时的社会中就具有特殊的含义。 　　1989年在河南汝州洪山庙发现了一座罕见的瓮棺丛葬墓，其年代距今5500年前后。该墓为长方形土坑，东西长6.2米，南北宽3.5米，深约0.5米，东南角部分已被破坏，墓底铺一层厚约10厘米的细黄土，墓内有136具以陶缸、器盖或钵为葬具的瓮棺，南北横向排成11排。每具瓮棺内葬一人，均为二次埋葬，男、女、老、幼均有，年龄最大者已逾60岁，最小者在10岁以下。每座瓮棺的底部均有一个圆形穿孔，而且是在烧制前穿透的，表明它们都是作为葬具专门制作的。这种将百余人埋在一起的瓮棺丛葬墓，体现的何种社会风尚及历史背景值得研究。然而，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这些瓮棺葬具上还饰有彩绘或堆塑人物、蜥蜴等。彩绘图案为人物和动植物。人物图案一般画出人体外形，不绘五官。动物图案有鸟、龟、鹿、蜥蜴、鱼纹等，形体已有抽象，局部特征多加以夸张。植物图案有叶纹、连续树枝纹等。此外，在个别女性瓮棺葬具上绘有男性生殖器图案，反映了当时已存在男性生殖崇拜的意识。 　　朱封大墓位于山东临朐县南约五公里的朱封遗址上，1987、1989年发掘了三座木椁墓，其中两座为重椁单棺、一座为一椁一棺，属山东龙山文化晚期，是至今发现的距今4000年前规模最大的木椁墓。 　　两座重椁单棺墓形制基本相同。其中一座墓圹长6.3米—6.44米，宽4.1米—4.35米，深1.48米—1.72米，内椁之外为高0.25米—0.35米的生土二层台，外椁即置于生土二层台上，在外椁之外又筑成熟土二层台，这样从墓口至墓底形成有三个台阶。外椁呈井字形，长4.65米，宽2.75米，残高为0.34米—0.52米，厚0.12米—0.16米。内椁亦呈井字形，长3.85米，宽1.6米、残高0.5米—0.55米，厚0.12米—0.15米，内椁上有盖板。内椁中的木棺置于两根垫木上，棺长2.6米，宽0.58米—0.6米，残高0.3米，壁厚0.05米—0.12米。棺内葬一人。另一座重椁单棺墓，还在棺的一侧设有边箱，在内椁的外端设有脚箱，开棺椁墓中边箱与脚箱之先河，棺内葬一女性，死者手握獐牙。发现的单椁单棺墓，部分已被破坏，规模也相当大。墓长6.68米，有生土二层台，椁长4.38米，椁顶有横梁与盖板。棺长2.64米，宽0.72米，棺一侧设小型边箱。 　　这三座大型木椁墓的随葬品都很丰富，有各种精美的陶器、骨器、玉器等。陶器有鼎、鬹〔gui规〕、罍〔lěi垒〕、豆、盆、三足盆、盂、盒、蛋壳陶杯等。玉器有钺、刀、环、簪〔zān赞阴平〕、头冠饰、坠饰等。其中玉簪呈半透明的乳白色，两侧有三个浮雕人面像，长10.3厘米。头冠饰长23厘米，有玉笄和扇形镂孔透雕组成，其上镶嵌绿松石，极为珍贵。此外，棺椁间还发现多处彩绘木器朽腐后的痕迹，颜色有红、黑、黄、灰、白等多种；有的还出鳄鱼骨板、猪下颌骨等。 　　朱封大墓不仅规模大，随葬品丰富，而且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重椁和单椁大墓，对后世埋葬中的棺椁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四节 姜寨、王因和柳湾等原始氏族墓地

我国发现的原始氏族墓地已有数百处，其中规模最大的是70年代发掘的姜寨墓地、王因墓地和柳湾墓地。 　　1975年，在陕西临潼县姜寨原始村落址的广场上，发现了埋葬2000多人的大型墓地，后来弄清楚这片墓地是在原村落废弃后才开始形成的，其年代约在距今6000年前后，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晚期。这一墓地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保存完整，发现墓葬180多座。墓葬都为长方形或方形土坑，大小不一，最大者长3.4米，宽2.4米，最小者长0.51米，宽0.37米。墓葬分布极为密集，在墓地中心部位，互相叠压的墓葬不胜计数。墓中的人骨，大都是暂埋若干时间后，再拾取主要骨骸重新安葬的二次葬。其中130多座墓是合葬墓，少则二人，多则达80多人，一般在20人左右，都是不分性别、不论辈份、男女老少合葬在一起。单人葬有50多座，其中单人一次葬有32座，葬式大都取仰卧伸直的姿式。随葬品一般是一墓一套，有的多人合葬墓则随葬两套以上，种类以陶器为主，也有石器、骨角器等，大都是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其中有些墓中还随葬着一套绘画工具，如带盖石砚、小研棒、水杯及赤铁矿颜料块等。180多座墓共埋葬了近2200人，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埋人数量最多的一处原始社会的墓地。 　　在已发现的仰韶文化近百处墓地中，最能表明死者之间亲疏关系的要数1958—1959年发掘的陕西华阴横阵墓地。横阵墓地位于居住址的东南部，在保存的200平方米内发现三个大坑套小坑的复式合葬墓，间以八座普通合葬墓，三个复式合葬墓是当时按亲属关系区分群体的主要实证。复式合葬墓是先挖一个东西宽约二至三米，南北长约10多米的大坑，在大坑内南北向再挖数个小坑，尸骨埋于小坑中。其中一座大坑中有七个小坑，另一座大坑中有五个小坑，还有一座大坑部分已破坏，只存留三个小坑。每个小坑中埋人骨4—12具不等，这些人骨都属二次埋葬，男女老幼合葬在一坑，头向朝西，内置一两套日用陶器作为随葬品。累计一个复式合葬墓内约埋葬40来具人骨。这三个复式合葬墓埋的应是当时整个村落中的人员，而其内的小坑中埋的应是各个家族的成员；隔一定时间后，又以村落为单位，对后来死亡的人员进行集体二次埋葬，形成又一个复式合葬墓；再隔一定时间后，又举行一次，形成了第三个复式合葬墓。这种葬俗体现了当时的村落是几个大家庭共同组建的。 　　王因墓地位于山东兖〔yǎn演〕州市王因村南部，在1975—1978年间的发掘中，发现墓葬899座，是黄河下游地区发现墓葬数量最多的一处史前墓地，其年代约距今6000—5500年，属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多为长方形浅坑，长约1.7—2.3米，宽约0.5—1.3米。约有20%的墓随葬有日用器物及仿制的明器，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个别的墓还随葬具有特殊含义的龟甲和獐牙等物件。大多数的墓葬是单人仰身直肢葬。约30座墓是仰身直肢的合葬墓，合葬者少则二人，多则五人，大多数是同性合葬。二次葬墓约200座，分为单人和多人两种，二次多人合葬墓的埋葬形式与关中地区仰韶文化的二次多人合葬墓的相同，少则二人、多则达24人，但这里的合葬者大多为同性，一般无随葬品。史前同性合葬墓最早发现于关中地区的仰韶文化中，而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则是地处黄河下游的王因墓地。墓中的成年人骨通常被拔除上侧门齿，枕骨、颌骨也都被人工变形，这是大汶口文化居民生前流行的一种奇特习俗的反映。 　　1974—1978年，在青海乐都县柳湾村后山坡上发现了1700多座墓葬，是我国史前考古中发现墓葬数量最多的一处墓地。墓地位于湟水北岸向阳山坡上，按东西走向的山势分为三个墓区，东、中区以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的墓葬为主，其年代约距今4500—4000年前，西区以齐家文化墓葬为主，其年代约距今4000年左右。 　　马家窑文化的墓葬约1100多座，大都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部分为洞室墓；而且大小不一，大者墓长约四米，小者墓长约一米。洞室墓在墓道与墓室之间往往插有成排的木棍或木板，以封堵墓室。有的墓用木棺或垫板作为葬具，埋一人的墓以仰身直肢葬为主，部分为二次葬。合葬墓发现较多，一墓葬二至七人不等，都是一次埋入，或并排埋葬，或上下叠压埋葬。这些合葬墓大都是夫妻合葬，或是家庭成员合葬。墓中普遍随葬陶器，大都为彩陶，有的墓陶器堆满墓坑，远远超出个人的实际需要，当是财富的象征。墓中出土的陶器计有万件之多，其中外壁塑成裸体女人像的彩陶壶，是当时的艺术精品，边缘刻锯齿的小骨片是当时记数的体现，发现在彩陶壶上的130多种符号，表明了当时简单记事的手法。 　　齐家文化墓葬约360多座，这些墓葬亦分为两种，即长方形竖穴土坑和洞室墓。多数墓的葬具是以圆木挖成的木棺，木棺一般长1.7—2米左右，宽约0.5米左右。绝大多数墓为单人葬。约20多座是二至七人的合葬墓。二人合葬墓大都是成年男女合葬，男的仰身直肢埋在棺内，女的侧身屈肢埋在棺外。多人合葬墓中，棺内的男性骨骼一般较为完整，而棺外的骨骼大多残缺不全，有的仅剩头骨。绝大多数墓有随葬品，种类有陶器和石、骨器等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以及装饰品。通常有木棺的墓随葬品较丰富，多达30多件，无木棺者随葬品则较少，有的甚至无随葬品。这些现象表明当时已经有了明显的贫富分化。

第三节 半坡、姜寨等原始聚落遗址

我国的早期村落，由于年代久远，都已湮没于地下。1954—1957年，我国首次对西安半坡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为了解我国距今6000年前的村落，启开了一扇窗户。 　　西安东郊的半坡村落址，面积约30000平方米，已发掘了约10000平方米。村落由一条深五至六米、宽六至八米的大防卫沟环绕，房子和大部分的窖穴、家畜圈栏以及小孩瓮棺葬群集中地分布在村落中心，并以一条小沟区分为两片，每片里有一座大房子和若干座小房子。大防卫沟以外的村北是公共墓地，烧制陶器的窑场则在村子东头。 　　半坡村落址没有全部发掘，但它的发现为日后发掘完整的姜寨村落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姜寨村落址位于半坡村落址东北15公里，临潼县城北约一公里的临河东岸上，南依骊山北麓，遗址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1972—1979年，历经八年11次发掘，揭露17000多平方米，在遗址的最下层，发现了一个保存基本完好、距今约6600—6400年的原始村落址。这一村落址是经过前后多次增建、扩建，最后形成的村落址，分为居住区、公共墓地、窑场等三个部分。 　　居住区位于中部，呈椭圆形，面积约26000平方米。东、北、南三面挖设大壕沟环绕，作为对外的防御设施，西南部则以临河作为天然屏障。壕沟内侧，每隔一定距离设一小房子作为哨所，以瞭望村外情况。居住区的正门通道在西南部，那里紧靠临河。临河是当时居民日常生活的水源，制作陶器的作坊和烧制陶器的窑场也设在河旁。 　　居住区中央为一空旷的广场，面积约5000平方米，是集体活动的公共场所。靠广场西边，设两处面积约50平方米的家畜圈栏。环广场四周，分五个方位建造房屋五组约100座。每组房屋约20座，以大型房屋为主体，周围环绕中、小型房屋，每座房屋的门都开向中央广场。大房屋平面呈方形，面积近百平方米，最大的一座达124平方米，室内设灶坑、灶台，置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这种大房屋除作为居舍外，可能还是当时的议事中心。中型房屋平面亦呈方形，面积一般在20—40平方米，室内亦有灶坑及日常生产、生活用具。小房屋数量最多，平面有圆形、方形两种，面积约15平方米，同样设有灶坑，放置着生产、生活用具。中、小型房屋都是当时的居舍。储藏食物、用具的窖穴大都在房屋附近。 　　公共墓地位于大壕沟以东，由北而南发现了三块。墓地中埋的都是成年人，而婴儿大都装入大型陶器中埋于房舍附近。三块墓地共埋入170多人，这些人数与村落的规模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可能另有其他几块墓地已遭破坏。 　　姜寨村落址的再现，为研究黄河流域、距今6500年前后的村落形式及其体现的社会组织结构，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研究者推测，村落中以大房屋为主体的一组房屋，其居民可能是当时社会最基层的生产、生活单位，而五个这样的社会基层单位组合成这个村落集体。姜寨村落址的总体布局，充分体现了当时按组管理、众心向一、共同劳作、平等分配的原始大农业的生活场面。这种村落形式，在距今6000年前后，可能散布于黄河流域。 　　南方地区的自然环境与黄河流域以及北方地区不同，其村落的布局形式可能也不相同，但迄今尚未揭露出完整的原始村落址。1972年，河南淅川县下王岗长屋的发现，为了解长江水系、距今约5500年前后的村落形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信息。 　　下王岗长屋为地面建筑，座落在淅川县城西南35公里的低岗上，东、南、北三面丹江环绕。长屋大体呈东北—西南向排列，宽约八米，长约84米，有房29间，另在长屋东端向南拐出三间。整个建筑分作20个单元。每个单元都设一个户外门道，室内布局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一个门厅、一个内间，第二种是一个门厅、两个内间，第三种是一个门厅、一个外间、一个内间，第四种是一个门厅、一个外间、两个内间。每个单元房的室内面积约15—39平方米不等，灶都设在内间。长屋的大门都面向东南，东端向南拐出的三间房屋的大门面向西南，门宽约56—125厘米，有的还设有门槛。屋墙以木柱架荆笆建成，壁面用草拌泥抹平。室内居住面垫上土，并铺设竹片编物。地面和墙都经火烧烤，比较坚硬。长屋前后有用红烧土铺成的硬面，作为活动场所。 　　下王岗长屋的平面结构，已具有相当先进的房屋设计原理，体现了一种较为进步的社会组织结构。研究者推测，这栋长屋的居民是当时的一个社会活动集体，可能就是一个大家族成员的居所；而各个单元则是一个独立的生活单位，可能就是大家族下各个家庭成员的居舍。 　　1983年，甘肃秦安大地湾发现一座属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殿堂式建筑。该建筑址坐北朝南，有主室以及左、右、后三室组成，前面设附属建筑和宽阔的场地。主室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6米，进深约八米，室内面积约131平方米，朝南设三个门，正门设在正中间，并设有内门道和外门篷，其左右两侧各开一旁门。值得注意的是，主室的地面是采用料礓石烧制的人造轻骨料与胶凝材料铺设的，经检测，其地面还相当于现今100号砂浆水泥地面的强度。整个建筑面积约420平方米，左右对称、主次分明，形成一个规模宏伟、结构复杂的建筑群体。它不仅体现了距今5000年前具有的令人惊叹的设计工艺成就，而且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组织机构已达到了空前发展的地步。 　　与大地湾大型殿堂式建筑的年代相当，但规模更大的建筑址，于1994年在甘肃省西峰市南佐疙瘩渠遗址发现。疙瘩渠大型房址为西北—东南向的长条形，南北长35米、东西宽约18米，室内面积约630平方米。南边为敞开式。墙体为平地板夹夯筑，板宽约0.35米，长2.3米，残高2.6—2.8米，墙体内外壁均烧烤，东墙与西墙顶端均为人工转角抹光。室内经垫土夯筑，高于室外地面。室外北、东、西三面墙基下修有散水面。此外，还发现有四座房址围绕这座大型房屋分布。这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板筑墙体的房屋建筑，体现了早在距今5000年前仰韶文化所具有的建筑技能。

第二节 距今七八千年的农业文化

中国是世界上古老的农业国之一。早在距今6000多年前，分布在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即拥有成熟的农作物种植业和家畜饲养业，以及灿烂的彩陶艺术。仰韶文化的生产技术成就表明，在此之前尚有一个农业经济的肇始阶段。然而，那时人们生产生活的情景一直鲜为人知。我国的农业始于何时，长期以来得不到肯定的答案。 　　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河南省零星发现了琢磨精致的石镰刀和石磨盘，其中石镰的形状与现今的铁镰刀相似，呈弯月形、锯齿刃。发现者以为它是年代较晚的收割工具，将它束之高阁。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测定了埋藏这种石镰的地层年代，使整个学术界大为震动，它是距今8000年前后的遗物。从此，中原地区云集了几路考古发掘队，遍寻这种石镰遗存，揭启了中华早期农业文化研究的序幕。 　　10多年来，在中原及其邻近地区发现的早期农业文化遗址已有近百处。对这些遗址的文化命名及其划分，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大多数学者将它们区分为四个地区，以分布在嵩山为中心的豫中及豫北地区的称为裴李岗文化，分布在冀南、冀中地区的称为磁山文化，分布在关中渭水流域的称为白家文化(亦称大地湾文化或老官台文化)，分布在汉中地区的称为李家村文化。 　　这时期居民的生活状况比仰韶文化要低下，过的是小型永久或半永久的定居聚落生活。居址规模较小，一般设在近河的丘岗上。居住的房屋主要是小型的半地穴式建筑，面积不足10平方米，也有多次扩建成三四间一组的排房，有台级式门道供出入，室内设烧灶，供煮食取暖，人们就地而卧，就地而食。发现的墓葬通常是成片成群，流行单人葬，也有合葬墓，大都以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品随葬，如石工具、陶器等，有的墓设有壁龛〔kān刊〕，专供放置随葬品。当时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石器制造尚处于磨制技术的初期阶段，打制石器及细石片制成的复合工具仍在使用，铲、斧、镰、磨盘是主要的石工具；也有兽骨、蚌壳等质料制作的工具，如骨锥、骨针、骨箭头、蚌镰、蚌刀等。陶器已在生活中广为使用，制陶业已脱离了人类最初制陶阶段，采用手制，器表打磨光滑，器型基本依用途定型，有壶、罐、碗、勺、杯、盘、盆等，已萌发了原始的彩绘艺术。捏塑的陶猪头、羊头，栩栩如生，是当时的艺术杰作，发现的陶纺轮是当时居民已经掌握原始纺线织物技术的最早实证。值得重视的是，1987年在河南舞阳贾湖墓葬中出土的七孔骨笛，已经具备音阶结构，是世界音乐考古的重大发现；墓中出土的距今8000年的甲骨契刻符号，是探索汉字起源的重要线索。 　　当时的社会经济除沿袭以往的采集与渔猎外，已有种植业并饲养了家畜。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黍(大黄米)和粟(小米)。这种农作物的炭化品，在当时的聚落址内时常发现。1976、1978年，在河北武安磁山村东南部还发现了数十座地窖式粮仓。这些粮仓平面呈长方形，长约一米多，宽不足一米，深二至五米不等。粮仓内堆积着已炭化的粟粒，口部以厚厚的黄土封堵，可以推算当时未经炭化的粟粒可能载满粮仓。这是现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储存小米的粮仓。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发现的整猪埋坑现象，既体现了当时的原始宗教意识，又表明了当时猪的饲养已有一定的数量。发现的家鸡遗骸则是目前世界上年代最早的发现。 　　随着中原地区早期农业文化研究的突破，在长江流域、北方的辽河流域以及华南地区，也先后发现了距今7000年前的农业文化遗存。其中，湖南澧县彭头山、八十档遗址的发掘，获取了距今8000年前后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的资料。 　　彭头山遗址地处洞庭湖西北部的澧水冲积平原上，为低岗遗址。1988年发掘了400平方米，发现有平地起建的房屋基址和18座墓葬。出土的石工具多见打制石器和细小石器，磨制石器较少，主要有穿孔坠饰、石管、小型斧等。陶器都为泥片贴塑制成，形状原始，有罐、釜〔fǔ斧〕、盆、钵〔bō播〕等。在陶器上以及制作陶器的泥料中，发现较多已炭化的植物颗粒，初步观察，可能是稻壳、稻谷。经对出土物的分析和年代测定，彭头山遗址的年代，早至距今8000年前，与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接近。 　　八十档遗址位于澧阳平原东北的梦溪乡五福村，西南距彭头山遗址约25公里，周围地势开阔平坦，遗址略高于周围地面一至二米。1993、1994年两次发掘，发现了一处年代与彭头山遗址相当的围壕和围墙聚落址。它平面呈长方形，近南北向，现存部分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80米，环绕面积近8000平方米。围墙顶宽约三米；围壕在围墙外侧，底宽约3.5米，沟底距墙顶高二米。在围墙以内已发现有多座成排布置的房基及一座海星状高台建筑址。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具有防护屏障的聚落址。 　　农业的出现，人类才能最终摆脱采集渔猎的游荡生活，转入以定居为依托的改造自然界的农耕畜牧经济。近10多年来的发现与研究表明，大约在距今8000年前，我国的原始农人就活跃在黄河与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他们在黄河流域及其北方地区最先种植了黍和粟，在长江水系及其南方地区最先栽培了稻。他们的辛勤劳动与创造发明，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一节 北京猿人及年代更早的遗迹

第一节 北京猿人及年代更早的遗迹 人是由古猿类进化演变而来的。这个现在看来十分简单的道理，长期以来却不为人们接受，直到1929年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之后，才得到世人的公认。 　　北京猿人洞(即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位于北京市西南郊房山县周口店镇龙骨山北坡，1921年发现。在1921、1923及1927年的发掘中，发现了三枚人牙，经研究将他们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或“北京中国猿人”。震惊中外的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则是在1929年12月2日下午发现的，后来还发现了人工制作的石器和用火遗迹。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发掘工作被迫中断，而已发现的这批为世人瞩目的珍贵化石，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全部在几个美国人手里弄得下落不明。新中国成立后，恢复了发掘工作，并在各次发掘中获取大量化石资料。至1966年共发现了大约代表40多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和10多万件的石器以及丰富的骨器、角器、用火遗迹等。北京猿人洞是世界上发现的材料最丰富也是最系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的人类遗址。 　　北京猿人洞的文化堆积厚达40多米，大致形成于距今70万年到23万年间，北京猿人则大约在距今46万年前开始居住于此。北京猿人的个子矮于现代人，男子身高约162厘米，女子身高约152厘米。北京猿人的头盖骨低平，眉脊骨粗大，脑壳比现代人厚一倍，脑量平均为1088毫升，约等于现代人脑量的80%；面部较短，宽鼻子，吻部前伸，没有下颏。整个头部的特征较为原始，与发现于印尼的爪哇直立人接近，但已具有明显的现代蒙古人种的特征。 　　北京猿人的食物来源主要依靠狩猎与采集所得。工具主要是石器，可能还有骨角器，其中小型的石质“尖状器”制作精致，尚不见于世界上其他同时期的遗址中。北京猿人已知熟食，其用火主要取于自然火种，能够保存火种。火的使用完备了人的特征。 　　北京猿人的发现，为我国古人类及其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则为这一学科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40多年来，全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已有170多处，遍布除海南与新疆之外的各个省区。其中人头骨保存完好的陕西大荔人、辽宁金牛山人、山西丁村人、许家窑人、安徽银山人、湖北长阳人、广东马坝人、贵州桐梓人等化石，其年代约距今20多万年前至10多万年前，属早期智人，是研究直立人向智人(现代人亦属智人)发展的重要材料；而北京山顶洞人、内蒙古河套人、广西柳江人、四川资阳人、贵州穿洞人等化石，其年代约距今10万年至1万年前，属晚期智人，他们对研究人种起源特别是蒙古人种起源，具有重要的意义。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分布在华北的重要遗址有山西朔县峙峪、沁水下川、河南安阳小南海、河北阳原虎头梁、陕西韩城禹门口、甘肃庆阳刘家岔等。分布在东北的重要遗址有辽宁海城小孤山、黑龙江哈尔滨阎家岗、齐齐哈尔昂昂溪等。分布在华南的重要遗址有广西柳州白莲洞、贵州普定白岩脚洞、兴义猫猫洞、四川汉源富林、铜梁张二塘等地。90年代还在湖北江陵鸡公山发现了人类在平原活动的居址、石器打制场等遗迹。这些文化遗存的发现，为连接旧石器时代从早到晚的文化发展序列，说明南北地区的文化联系、东西方的文化交流等重大学术问题作出了贡献。此外，举世瞩目的蓝田人、元谋人和西侯度文化的发现，又将我国直立人和旧石器文化的年代提前至距今100万年至180万年。 　　蓝田人头骨化石，于1964年在陕西蓝田县公王岭发掘出土，属于一个30多岁的女性。其头骨特征较北京猿人原始，如额鳞比北京猿人更为低平，眉脊硕大粗壮，脑量约为780毫升，牙齿比北京猿人更大些，等等。最近测出，埋藏该头骨化石地点的地磁年代，为距今110万至115万年。蓝田人的石器主要有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等，都比较粗糙，其中三棱大尖状器，断面呈三角，制作得很有特色。 　　1965年5月，在云南省元谋县元谋盆地边缘的上那蚌村附近河湖相沉积中发现的两枚牙齿，是我国发现年代最老的直立人化石。这两枚牙齿都为上内侧门齿，一左一右，属同一成年人个体。牙齿很粗壮，基本形态与北京猿人接近，但具有明显的原始性。多数学者认为，埋藏这两枚牙齿的地层，其地磁年代为距今170万年前后。已发现的元谋人石器只有七件，但早在1961、1962年，在山西省芮城县西侯度村附近，发现了32件石器以及带切痕的鹿角和烧角，地磁测定的该地层年代为距今180万年，早于元谋人的年代。这说明早在距今170万年前后，在我国的南方与北方，都已有人类活动了。

成就他人的同­時也福蔭自己

【 機智無私的老人 】

幾十年前，在日本一個臨海的小山村裡，發生一件很感人的故事── 某年七月，山下的寺院舉行法會，所有村民都去參加了，只有住在山頂的八十多歲老人和孫子不便遠行，留在家裡。 近黃昏時，老人走出房子散步。陣陣山風吹來，老人覺得奇怪，風吹在身上黏黏的，和平常不同。 忽然他感到有地震，雖然不強，但和平常的地震也不一樣，是慢慢地發生，也緩緩地搖盪，他從來不曾遇到這麼奇怪的地震。 老人想起小時候阿公曾告訴他，如果遠方發生大地震，這裡也會感到震動。 他不經意地望向海面……咦？海水怎麼變成黑色？ 而且海浪和平日不同──平常的海浪是從遠而近，一波波地捲來又退去；現在卻像一層堅硬的牆壁，愈來愈近！ 不得了！這一定是阿公說的──大地震引起的大海嘯！ 老人趕緊叫孫子拿火把來，然後毫不猶豫地引燃剛收成的稻穀和一堆堆乾草，火勢一下子就蔓延到倉庫…… 當時所有村民正聚在海邊看變色的海水，一發現山上失火了，紛紛跑上山來要滅火，老人卻阻止大家滅火。 山下的村民繼續衝上山來，直到全村的人都到齊了，老人才讓大家滅火。 村民問老人為什麼會失火？為什麼阻止大家滅火？ 老人的孫子在一旁害怕地說：「阿公瘋了！一直點火！」 老人指著海面說：「你們看！」大家轉頭一看，不禁嚇得目瞪口呆…… 海水似千軍萬馬般衝上海岸，山下所有房子都像火柴盒一樣在水上漂浮。 幾十分鐘後，海水才慢慢退去，所有房子也隨著流入海裡了。 這時村民才明白，老人點火燒了自己所有稻穀和倉庫，是為了拯救大家啊！

【 彎下腰，只為了換一個可以昂起頭的機會 】

他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總，腰纏萬貫。他很久沒有坐過公共汽車了，有一天，他突發奇想，想體驗一下普通百姓的生活。 他投了幣，找到一個靠窗邊的座位坐了下來。他好奇地打量著身邊的人，他的前面是個懷孕的婦女，他的身後是個上了年紀的老人，這些普普通通的人，每天擠著公共汽車，日子雖然過得清苦，但依然很快樂。 他的對面有一個很漂亮的女人，他可以近距離地欣賞。車子到了下一站，上來的人漸漸多了，美女就漸漸被人遮住了。他看不到她，就閉上了眼睛，回味著那女人的曼妙風情。 忽然，有個尖利的聲音向他砸來：「你就不能給讓個座啊？一個大男人一點都不紳士！」 他睜開眼睛，看到一個婦女抱著一個嬰兒，站在他前面。而那個發出尖利聲音的醜女人繼續對著發愣的他吼道：「瞅什麼瞅，說你呢！」 全車的人都朝他這裏望過來，他的臉刷的一下霞光萬丈。他趕緊站了起來，把座位讓給了那個抱孩子的婦女。在下一站，他狼狽地逃下了車，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會出這麼大的醜，下車前，他狠狠地看了一眼那個牙尖嘴利的醜女孩，恨得直咬牙根。 他的公司要招聘，在面試的時候，他親自進行把關。他見到了一個面熟的人—是她，那個讓他出醜的女孩。不是冤家不聚頭，他在心裏暗暗得意，終於有報復她的機會了。 女孩也認出了他，神情頓時緊張起來，額頭上沁出了汗水。 「你把我們每個人的皮鞋都擦一遍，你就可以被錄用了。」他對她說。她站在那裏，猶豫了很久，家裏的經濟已經全線告急，她太需要這份工作了。儘管自己有高學歷，也有能力，但因為長得醜，很多公司都將她拒之門外。 現在，機會就擺在她的面前，只要她放下自尊，為他們擦一次皮鞋。可是，她又怎麼可以用自己的尊嚴去交換啊？ 他在心裏斷定這個倔強的女孩是不會屈尊的，繼續挑釁一般地催促著她，沒想到她竟然同意了。 她拿來鞋刷子，蹲下來，開始替這些考官們擦鞋。他得意地想，你不是厲害嗎？怎麼沒動靜了。輪到他了，他還故意翹起二郎腿。 忽然，他覺得自己有些過分了，女孩在車上雖然傷害了他，但本質上卻是為了做好事，有點俠義風範呢。他向下屬要來她的檔案，她的筆試成績第一，遙遙領先於後面的人。 從各方面來看，女孩都是出色的。再說，自己也總不能在眾人面前食言吧？ 於是，在她給幾個考官擦完鞋子後，他當眾宣佈，她被錄用了。 她並沒有顯得過於興奮，只是微微地向眾考官們道了聲謝謝。然後一字一頓地對他說：「算上您，我一共擦了5雙鞋子，每雙2元錢，請您付給我10元錢。然後，我才可以來上班。」 他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女孩會這樣說，但他的宣佈決定無法再更改。他只好很不情願地給了她10元錢。更讓他意想不到的是，女孩拿著10元錢，走到公司門口一個撿垃圾的老人身邊，把10元錢送給了老人。 有一些靈魂註定是高貴的，不管命運將它拿捏得如何卑微。就像這個女孩，雖然她的尊嚴受到了傷害，但她卻給它找到了一個高貴的出口。 從此，他對這個醜女孩刮目相看。事實上，女孩在日後的工作中，確實表現得非常出色，業績出眾，替他完成了很多貌似無法完成的任務。 有一天，他忍不住問她：「當初我那樣難為你，你的心裏有沒有怨念？」 ※ 《 女孩卻答非所問：「我彎下腰，只為了換一個可以昂起頭的機會。」 》 是啊！《 地位可以卑微，靈魂必須高貴！ 》

【 愛是生命中最好的養份 】

有个小男孩几乎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因为患脊髓灰質炎而留下了瘸腿和参差不齐且突出的牙齿。 他很少与同学们遊戏和玩耍，老师叫他回答问题时，他也总是低着头一言不发。 在一个平常的春天，小男孩的父亲从邻居家讨了些树苗，他想把它们栽在房子前，他叫他的孩子们每人栽一棵父亲对孩子们说，谁栽的树苗长得最好，就给谁买一件最喜欢的礼物。 小男孩也想得到父亲的礼物。 但看到兄弟姐妹那蹦蹦跳跳提水浇树的身影，不知怎么地，萌生出一种阴冷的想法：希望自己栽的那棵树早日死去。 因此浇过一兩次水后，再也沒去理它。 几天后，小男孩再去看他种的那棵树时，惊奇地发现它不仅沒有枯萎，而且还长出了几新叶子，与兄弟姐妹们所种的树相比，显得更嫩綠，更有生气。 父亲兌现了他的诺言，为小男孩买了一件他最喜愛的礼物，並对他说: 从他栽的树來看，他长大后一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植物学家。 从那以后，小男孩慢慢地变得乐观向上起來。 一天晚上，小男孩躺在床上睡不著，看著窗外那明亮皎洁的月光，忽然想起生物老師曾说过的话『植物一般都在晚上生长。』何不去看看自己种的那棵小树？ 他轻手轻脚來到院子里时，却看見父亲用勺子在向自己栽种的那棵树下泼洒著什么。 頓時，一切他都明白了，原來父亲一直在偷偷地為自己栽种的那棵小树施肥！他返回房间，任凭泪水肆意地奔流。 几十年过去了，那瘸腿的小男孩尽管沒有成为一個植物学家，但他却成為了美国总统，他的名字叫富兰克林‧ 罗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