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9日星期六

第一节 为什么取字

周代贵族男子,20岁算成年。年满20岁,要举行加冠仪式。就是将垂发束起来,挽在头顶,戴上冠,用簪把冠和发髻〔ji继〕固定在一起,然后由通过占卜选定的加冠嘉宾根据他名儿的含义,给起一个字,自此以后,就列入“丈夫”行列了。这就是《礼记·曲礼上》说的“男子二十冠而字”和《穀梁传·文公十二年》说的“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   为什么男子成年要“冠而字”呢?因为名儿是父亲起的,是幼年用的;长大成人了,别人不宜呼叫他的名儿,所以得另取字。《礼记·冠义》说:“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仪礼·士冠礼》则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另外还有一层原因。周人有避讳的习俗,人死之后,为了对他表示尊敬,就不再称他的名儿,这叫作“以讳事神”(《左传·桓公六年》)。为长远计,所以成年之后,就“敬名称字”了。   然而《礼记·冠义》还说,已冠而字,“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原来这“冠而字”并不仅仅为“敬名称字”,还有深意存焉。它是贵族阶层中,对一个成年男性承认并接纳为正式成员的一种表示,自此之后,便可以让他“治人”。难怪周人把冠礼看得如此庄重,把它当作是“礼之始”呢!   时移世易,发展到后代,世卿世禄制不复存在了,取字的深层次含义被过滤去了。人们取字,只是为了参与社会交际,所以也用不着隆重地举行冠礼了。汉以来,皇太子还有举行冠礼的,还可依稀看到点“治人”的影子,而士大夫阶层很少有这样循古的了。我们从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可以看到,起码由唐代起,连知书达礼的人家,对举行冠礼取字一事,都颇感不合时宜了。   取字原属贵族阶层的特权,后来扩展为知识阶层的事,而一般下层劳动人民还不得“染指”。宋代还不准下层社会的人取字。到了明清时代,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几乎无人无字。尽管也遭到文人士大夫们的抨击和嘲讽,但取字的习俗,还是被普遍推广开来。   先秦时代,字是举行冠礼时,由选定的嘉宾给起,后世不举行冠礼了,字则改由父祖、老师,或请其他通文墨的人给起,而且也不一定都到了成年才起,很可能是小名、大名和字一同起下的。当然,也有长成人之后,才请人起字的。有不少文章大家的文集中,常有“字说”这类题目的文章,这都是代人取字的“内容简介”,或者叫“取字说明书”。   上古的贵族女子,原本也起字。《礼记·曲礼上》说:“女子许嫁,笄〔ji机〕而字。”就是说,当女子成年许配人家时,把垂发挽在头顶,用笄别住,并给她取字。这一礼制,秦汉以后没承袭下来。虽然上层妇女中,有的也既有名,又有字,但不一定是“许嫁笄而字”。广大女性一般自幼至成年,就只有一个小名(闺名)。不过,这一礼制虽未推行开来,但在汉语中却留下了许多成语。如说女子已有婆家,叫作“已字”,“已字人”;没找婆家,则称“待字闺中”,“未字人”,“未字”。

第二章 字的由来

什么叫“字”?从名的含义派生出的另一个符号,就叫作“字”。《说文解字》说:“字,乳也。”段玉裁注说:“人及鸟生子曰乳……《叙》云:‘字者,孳〔zi资〕乳而浸多也。’”原来“字”是生育、滋生的意思。所以古人将汉语书写符号中独体象形的,如人、目、言、日、月、木等,叫作“文”,而由“文”组合、滋生出来的符号,如信、明、相杲〔gao3搞〕等,叫作“字”。人的字从名儿滋生来的,当然也就叫“字”了。

第四节 因姓取名

所谓“因姓取名”,就是借助姓氏的代表字所具有的语词义,取个名与之组成词、词组或短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也就是连姓成文。   中国人的姓氏虽是用一个个不同形体的汉字来表示的,但这一个个不同形体的汉字,却不是专为这些姓氏“服务”的,它们还是诸多汉语词的载体。也就是说,这些用作姓氏的汉字,不仅有姓氏义,还具有其语词义。譬如“张”字,除了姓氏义外,起码还有这样一些常用义:安上弓弦;使闭合的东西展开;扩大;陈设;看,望;等等。如果用它组成连姓成文的名字,便可能出现:张琴弦、张乐弦;张翼飞、张翼鹏;张其功、张其名;张礼乐、张燕会(燕,同“宴”);张景致、张美景,等等。   这种命名方式始自何时,已难稽考。依清人顾炎武说,似乎起于唐。他在《日知录》卷二三引了自唐至辽的几个伶人名,如唐黄幡绰、云朝霞,五代的敬新磨,辽代的罗衣轻。在引五代靖边庭时,并引《通鉴》胡三省〔xing醒〕注说:“靖,姓也。优伶之名,与姓通取一义,所以为谑也。”正因为伶人取这种连姓成文的名字是为了博取君王笑乐的,士大夫才不愿仿效,所以顾炎武才慨叹道:“以士大夫而效伶人之命名,则自嘉靖以来然矣!”   其实,这种命名方式出现的还要早一些。例如《后汉书·方术传·华佗》已载有鲁女生,唐虞,南朝宋有垣护之,梁有周盘龙,后梁还有马称心,北魏有封敕文(封好皇帝诏书),北齐有高尚士,隋有常得志,而唐代诗人元结的祖父名亨,字利贞,姓氏、名、字用了《易·乾卦》整句彖辞“元亨利贞”,这岂不都是因姓取名吗?所不同者,只不过少些“镜子新磨”(敬新磨)、“罗衣轻柔”(罗衣轻)的轻佻戏谑意味罢了。   到了宋代,士大夫以此方式命名的就多了起来,但都庄重严肃,且多利用各种文献。举几例如下:   齐闻韶   《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万人杰   《孟子·公孙丑上》“俊杰在位”汉赵岐注:“俊,美才出众者也;万人者称杰。”   葛天民   陶潜《五柳先生传》:“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毕从周   《论语·八佾〔yi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连姓成文为“全从周代”。   就是不用经史典故的,也没有俳〔pai排〕优的诙谐习气。如江万里、陈嘉言、陈至道等。   以单名连姓成文的名字也极多。如:周南、洪福、严肃、严实、周密、高谈、白珪、梁栋……   金元仍继此风。如张汝翼(“展开你的翅膀”),元好问(语本《书·仲虺〔hui悔〕之诰》“好问则裕”,连姓为文则成了“元本好问”)。   确实像顾炎武所批评的那样,明自嘉靖起,连姓取名成风。其中有雅驯的,有通俗易晓的,有粗鄙的,也有像优伶的。举例如下。   吕调阳   周兴嗣《千字文》:“律吕调阳。”   张四维   《管子·牧民》:“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此正面应用。   席上珍   《礼记·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龙在田   《易·乾卦》:“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温如玉   《诗·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马逢皋   《列子·说符》载,伯乐荐九方皋为秦穆公相马。皋遗形取神,果得良马。以马遇九方皋喻愿得明主赏识。   有的因姓取名者,虽也引经据典,但其格调却与优伶相似。如:   线补衮〔gun滚〕   《诗·大雅·烝民》:“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衮,天子的礼服。以线补缀天子之服,喻为天子纠正得失,拾遗补阙。   马足轻   王维《观猎》诗:“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还有不用典的,如:满朝荐、黎民安、黄河水、湛如水、从所向、莫如忠,都和靖边庭、罗衣轻、翟院深(宋代优伶)相去无几。   也还有些粗鄙的,如猛如虎、虎大威。好在他们都是武人,名与人倒也相称。   清承明代遗风,仍有因姓取名的,尤多见于清代早期。这可能因为这些人是由明入清,名字由上代带来的,如石孕玉、万斯年(取义《诗·大雅·下武》“于万斯年”)、马负图(取义“龙马负图”的古代传说)、慕天颜等,都是如此。康熙以后,此风虽稍杀,但仍有石韫玉、池生春(取义谢灵运《登池上楼》诗“池塘生春草”)、万斛泉之类的名字;甚至还有名与字都连姓成文的,如名黄金台,字鹤楼。黄金台和黄鹤楼都是古建筑名,在这之前,还未发现过。   因姓取名既然能组成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在某个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也可能闹误会或笑话。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七曾记述过这样一则时事笑话:   近岁有岭南监司但中庸……一日朝士同观报状,见岭南郡守以不法被勘,朝旨“令但中庸根勘”。有一人辄叹曰:“此郡守必是权贵所主。”问:“何以知之?”曰:“若是孤寒,必须痛治,此乃‘令但中庸根勘’,即有力可知。”同座者无不掩口。其人悻然作色曰:“拙直宜为诸公所笑!”竟不悟而去。   这位自命“拙直”的朝士,把“但中庸根勘”理解为“只可不偏不倚地根究”,不曾想到“但中庸”乃是一个人,只能被同僚们视为冬烘先生了。   既然名和姓连在一起,能表达一个比较复杂而完整的意思,那么在某个语言环境中,就有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某种反应,时间、场合和接受人物不同,其反应结果亦异。在封建社会中,不少人有的因为名字招了祸,但也有却由此而得了福,这全靠机缘凑巧。这种事,自唐宋以来,史不绝书。远的就不去讲了,只举几个清代的例子,就可概见其他了。   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己酉科殿试时,有一个叫胡长龄的人,在进呈的10本卷子中,他在最末。但当乾隆皇帝看到卷子上“胡长龄”三字时,却不禁欣喜地说:“胡人乃长龄耶!”于是把他提到第一名,“钦点”为状元。原来当时的乾隆皇帝已年近八旬,这之前就已自号“古希天子”,何况又以为文治武功震烁古今,足可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此时真可谓踌躇满志,别无他求,“所不足者惟寿耳”了。恰在此时看到胡长龄这个名字,以为这是预示他长生不老,于是连“胡”字也不忌讳了,竟自承认是胡人,来应这个吉兆。这是胡长龄做梦也不曾想到的。胡长龄这个人,品德还不错,会试虽出自权相和珅门下,但他并不阿附和珅,所以很为后来的嘉庆皇帝所器重。   有的名字取义原不错,但遇上神经过敏,多忌讳,爱挑剔的人,就难免不节外生枝,变生不测。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戊辰科殿试时,有一位叫王国均的人,本已列在前十名中,那位临朝听政的孝钦太后(就是后来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以为“王国均”听起来像“亡国君”,很不高兴,便把他降在三甲,做了“榜下知县”,潦倒一生。王国均的名字取自《诗·小雅·节南山》“秉国之均,四方是维”,是非常冠冕堂皇的,然而处在国势已衰,朝政日非的晚清,又遇上个心理状态不健康、多疑忌的太后,竟把前程给断送了①。这算一个连姓取名的悲剧吧。   20世纪初,民间还流传着一个因为名字吉祥而中状元的故事。   慈禧太后想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举办70大庆,为了增添吉庆热烈气氛,先一年(1903年)举行一次恩科会试,次年的常科会试,也作恩科举行。这样便“猗与盛哉”了。1903年恩科取中的状元名叫王寿彭。榜发后,好事者便议论道:“‘王寿彭’三字,意思是说,君王之寿可与活了800岁的彭祖一样。这应了太后70大寿的景儿,老佛爷一高兴,于是钦点他为头名状元。”其实,此事“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多是揣测、分析出来的。不过这种奇闻是不胫而走的,人们几乎都认为王寿彭是因名字好才中了状元的。这位状元公即使浑身是口,恐也难以辩白清楚,只能徒唤奈何了。   因姓取名这种方式,从北齐的颜之推②,到清初的几位大学者③,无不持否定态度,然而它还是被推广开了。尤其是早期白话小说,人物的名字,不少是用这一方法取的;尤多用谐音。譬如《红楼梦》中有两个对全书故事情节的发展,起着起、承、转、合和穿插过渡作用的人物,一个叫甄士隐,一个叫贾雨村。甄名费字士隐,意即真的废掉,事亦隐去,也就是把真事掩藏起来。贾名化,字时飞,别号雨村,意即假话,事非,语言亦“村”。曹雪芹在开宗明义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中解说道:   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   又道:   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故曰“贾雨村”云云。   从“三言”、“二拍”到明清之际的才子佳人小说,如《好逑传》、《玉支矶》等,从《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到晚清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几乎随处可见这种因姓取名的例子。小说作者之所以乐用此法给人物命名,因为它可以寓意,如贾雨村、甄士隐;它可以评品人物,如卜成仁、卜世仁;它可暗示故事情节,如霍启、霍士端……它简直成了一种辅助性的表达手段。   如此看来,因姓取名也未可轻易否定。今时从事文学艺术活动的人,不是还有因姓取名的吗?应该注意的是:要严肃,不要油滑庸俗;尤其要仔细斟酌自己的姓能同哪些词谐音,不然的话,即使你不愿因姓取名,说不定也会起出像小说中连姓成文的名字来。   ——————   注释:   ①以上两事载《清稗类钞·姓名类》。   ②见《颜氏家训·风操》。   ③如顾炎武、张尔岐(《蒿庵闲话》)。

2013年10月25日星期五

第三节 行辈字的形成

先秦人的名字,弟兄之间杂乱无章,看不出他们的关系。《左传·文公十一年》记狄人伐鲁时,顺便提到长狄侨如的三个弟弟焚如、荣如和简如,兄弟四人名字都缀一个“如”字,这在春秋时代,实属罕见。两汉时代的人名,也还是那么散乱。刘邦八个儿子,除惠帝刘盈之和文帝刘恒之而外①,其他六人是刘肥、刘如意、刘长、刘友、刘恢和刘建。惠帝和文帝的名字,一看便可断定必有亲属关系,其他六人则无从猜测。东汉末刘表的两个儿子,一叫刘琦,一叫刘琮〔cong从〕,顾炎武说是“单名以偏旁为排行,始见于刘琦、刘琮”(《日知录》卷二三)。稍后则有应玚〔yang羊〕、应璩〔qu渠〕弟兄也以偏旁字表示行第。此外,魏晋之际无新发现。不过司马懿弟兄八人,名虽没有排行标志,但字却都共缀一个“达”字。如:伯达、仲达、叔达、季达、显达、惠达、雅达、幼达。应该说这也是一种行辈关系的体现。   晋以后,这种行辈意识显著加强。如齐武帝的17个儿子,名都嵌一个“子”字,字都用一个“云”字。如:萧子良字云英,萧子卿字云长,萧子响字云音,萧子敬字云端……又如武帝之弟萧嶷的六个儿子,名也都嵌一个“子”字,但字则一律用个“景”字,以表示与武帝之子同辈不同父,是从兄弟。如:萧子廉字景蔼,萧子云字景乔,萧子显字景阳,等等。梁萧宏的儿子们,名都用一个“正”字,字都用一个“公”字:萧正仁字公业,萧正立字公山,萧正表字公仪……   这种一家一户的行辈意识,发展到后世,就变成了一个氏族的全体意识。凡是同一祖先的族姓,便共同制订出若干个好的字儿,排定顺序,依次使用。这样,同族同辈的人都有一个“共名”(行辈区别字),又各有自己的专名,只要一看这个行辈区别字,便可知他是哪一代,同一族姓的人就井然有序地呈现出来。   使用行辈字最为典型、延续时间最久的,莫如山东曲阜孔子的后裔。因为颜子、孟子和曾子对孔子学说的发扬光大,起了特殊作用,元代特为孔、颜、孟三家后裔在曲阜设立学馆,明代又增加曾氏,成为“四氏学”。这三家的后裔特准和孔氏共用统一的行辈字。所以孔、孟、颜、曾四氏的子子孙孙的世系,数百年来一直有条不紊地排列下来。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有了共同的族姓行辈字,仍然能够表现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如同父兄弟或同祖兄弟,可以用同一偏旁的字为名;也可拆用一个成语,如:“河清海晏”,“凤鸣岐山”;也可拆用一句经文,如:“元亨利贞”(《易·乾卦》),“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

第二节 单名和双名

先秦时代的人,有的是单名,有的是双名,但总的来说,还是单名多,双名少。就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来说,几乎都是单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共列出77人,双名者只寥寥数名。两汉魏晋还是单名占明显优势。南北朝双名稍多一些,到了唐宋则渐占优势。清代的文人士大夫,双名似乎要占绝对优势了。   人名之所以由单名向双名转化,是命名取字复杂化的一种表现。促使双名化的原因,大约有下列几点:   第一,单名不易表现思想愿望。如颜回、苏秦、刘邦、周瑜,表达不出一个完整的意思,不如郑当时、杜延年、于定国、檀道济、王镇恶等,能将志向、抱负和愿望,充分表达出来。   第二,越到后来命名取字方式越复杂,取材越广泛,如引用经书,使用典故,袭用古人名字,单名不及双名方便。   第三,人们想通过名字把血缘关系和行辈序列表现出来的观念逐渐强化,出现了行辈区别字;同一辈分的人共用一个行辈标志字,另外再选一个代表自己的字,这便形成了双名格局。

第一节 小名和大名

据《礼记·内则》说,周代的贵族之家,生下男孩之后,满三个月时,由父亲给起名。发展到后世,给婴儿起名不再局限满三个月,也不一定得由父亲起,也可能是祖父,还可能是母亲或祖母。这个名因为是幼儿时期起的,所以叫作小名,也叫乳名,某些地区还有叫奶名的。顾名思义,那就是小时候的名字,形象点说,就是吃奶时候的名字。后世尚文,追求典雅,小名在书面上便称“小字”。   从先秦文献看,那时无小名这一说。没有小名,也就无从说大名。那时大约是一次性命名。许多贵族的名字,有的很俗。如鲁成公名黑肱〔gong工〕,晋文公名重耳,齐桓公名小白,郑庄公名寤〔wu务〕生,陈宣公名杵〔chu楚〕臼,晋成公名黑臀,这都像后世的小名。但是齐桓公对周天子的使者自称“小白”(《左传·僖公九年》),晋文公对天子使臣也自称“重耳”(《左传·僖公二八年》),史书上也不曾说他们后来又叫什么名,可见都只有一个名字。   人的名字分大小,大约是起于秦汉之际。《史记·高祖本纪》说汉高祖“姓刘氏,字季。”司马贞《索隐》说:“按:汉高祖长兄名伯,次名仲,不见别名,则‘季’亦名也。故项岱云:‘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看来项岱说得有道理。两个哥哥一名伯,一名仲,“季”怎么会成了字呢?这显然是富贵之后嫌“小三”(或者应是“小四”,上边还许有个哥哥叫“叔”)不雅,遂也仿效贵族男子另起名叫“邦”,以“季”作了字。好在先秦的贵族也有以行第字眼作字的,这样做也颇顺理成章。只有大文学家司马相如的传中明确记载说,小时候“其亲名之曰犬子”,长大之后“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这应是有关小名的最早记载。至于说,小名怎么起得这么丑,《索隐》引孟康的话解释说:“爱而字之也。”这种命名的文化心态,一直延续到今天。做父母的为了表示对子女的亲昵,小名常是故意起丑的、俗的,如狗蛋、铁蛋、阿狗、阿牛。为了求长命百岁,还有叫“狗剩”的。意思是:狗吃不了剩下的。   汉末三国时代,许多名人都有小名。如曹操小名阿瞒,刘备的儿子、后主刘禅小名阿斗。魏晋以来,文人雅士们还喜欢称小名,这集中表现在东晋。当时士大夫以真率、放诞为高,所以才出现称小名的风气。这在后世则行不通。别说对成年人称小名,就是稍大一点的孩子,当着他的同学、朋友呼叫他的小名,恐怕都会令其感到害臊,甚至不悦。有些出身寒微的人,就只有一个小名,发迹之后嫌小名不雅,都设法改掉。像南朝的张敬儿,原叫苟儿(就是狗儿),富贵之后在“苟”旁加个文,成了“敬”。马仙琕原名仙婢,富贵后改婢作“琕”。小名只能行于家庭,用于幼年时期,长大之后用小名就不适宜了。   旧时人到了入学年龄,要另起个名对外。如就小名而言,它就叫大名;倘就读书而言,它就叫学名;再就写入官府户籍、纳粮当差而言,它就叫官名;假如读书科考中了举,会了进士,做了官,还叫官印,也叫官讳。所以旧时“官印”、“官讳”就成了对他人名字的敬称。   有了大名之后,小名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娶妻生子之后,小名就讳莫如深,有些神秘起来,就是父母也往往改用其他代称了,如:老大,老二,等等。   在封建社会,一般女子都只有一个名,就是小名。这个名是不轻易对人说的。等到出嫁之后,这个名在婆家就“保密”了。这就是京剧《贩马记》中,赵宠和李桂枝成婚数月还不知道夫人叫什么名字的原因。当赵宠为夫人写伸冤状子时,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却羞答答地不肯说出。今天的青年人,是很难理解这一点的。《聊斋志异·白于玉》中吴梦仙不知道养母的名字,《五通》中龙女斥责女奴当着金生面喊出她的小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一组写闺情的词,其中有一首《忆汉月·咏美人小字》,都是反映这一情况的。

第一章 取名的演变

所谓名,就是天地万物彼此之间的区别符号。人为万物之灵,自然就更需要个符号了。《说文解字》对名是这样解释的:   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   这个解说非常生动有趣。意思是说,名是个人称呼。之所以从“口”、从“夕”,是表示昏夜相遇看不见,要自报其名。就文字结构说,“名”的本义是否如此,我们不去讨论,但就人名在交际中的作用说,它无疑是对的。很难想象,在人类社会中,如果大家都没有名字,那将会是什么样子。   命名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到繁,从具体到抽象,从野到文和从自发到自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大约远古时代,先民取名是很简单的,也无所谓原则,无非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离不开日常所见周围事物。进入文明时代,人们逐渐总结出一些条理性的东西,使命名才有章可循。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最早命名原则的文献资料,大约就是《左传·桓公六年》鲁国大夫申繻〔xu需〕对鲁桓公问那一段话:   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   这就是说,依据婴儿出生时的情形取名纪实叫作“信”,依据婴儿的气质和对他将来的期望取名叫作“义”,依据婴儿的某些生理特征取名叫作“象”,借周围的事物为名叫作“假”,就婴儿同父亲的某种相同之点取名叫作“类”。   申繻还提出了命名的六不许,即:   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   因为周人讲避讳,人死之后就不准再说他的名字,所以命名时就先做此回避措施。   申繻提出的这五种命名方式和六种禁忌,虽是就贵族阶层说的,但却也有贵贱同之的。如取名纪实,假物为名,寄托希望,直到近现代,民间都还沿用。至于禁忌,恐怕就贵贱有别了。平民百姓除了与自己的尊长以及小范围的人们避同名而外,其他就百无禁忌了。   社会不断进步,文化不断积累,在取名方面,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秦汉以后,人们一般都起两个名,一个对内,一个对外;一个是小时起的,一个是长大后起的;小时起的对内的叫小名,大时起的对外的叫大名。后世也有小名大名一同起的。另外,先秦单名多,双名少,秦汉以后明显地向双音转化。取名的方法也更加多姿多彩。以下择几项重要的加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