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7日星期三
2013年11月20日星期三
第三章 名和字的组合方式
字是在名的基础上取的，二者在意义上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它们是互为表里的，所以才能“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白虎通义·姓氏》)。
先秦时代风尚质朴，命名取字多采用常见的事物，或普通语词，很少有深奥生僻的东西，也很少夸饰。
魏晋以来，文化积存日多，人们崇尚典雅，注重华美，命名取字不仅所涉及的范围日趋广泛，而且多有文采，名与字的组合方式也日渐纷繁复杂起来。文人学士逞奇炫博，使名与字的关系曲折隐晦，绚丽多彩：或故意用通假字，或连用数典，或概括一完整故事，或在装饰字眼上花样翻新……清代人在这些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先秦时代命名取字虽然质朴少文，但在今天看来并不易懂。这是因为时代变了，语言发展了。当时常见事物，后代成为稀见事物；当时的常语，今天则变为古语；当时唤作甲的，今时叫作乙了……这一切使得后人对那一时代的名字关系，了解起来并不十分容易。至于对后世命名取字的刻意求雅，刻意求新，和一味追求古奥，就更不容易“闻名知字”、“闻字知名”了。封建时代的士大夫，文人雅士，也许还能做到这一点，但在现代人中，多数恐怕做不到了。因为时代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知识面和知识结构不同，对那些取义于经史子集、诸子百家的名字，怎么好要他们一见就能知其究竟呢。
名字的组合方式，如细加区分，自古及今，当不下几十种。我们不能一一介绍，只好就其习见而常用者，概括为12种，每种举例若干，并加以分析。
第三节 字的基本格式
《仪礼·士冠礼》谈到字的格式时，是这样说的：
伯某父。仲、叔、季，唯其所当。
这个典范格式是，先出其人在弟兄中的排行次序的字眼，再列和名儿相配的“表字”，最后缀上一个男性最美好的称呼字眼“父”。举个常见的例子印证一下。如孔夫子名丘，字叫仲尼父。为什么这样？因为其父母祷于鲁国的尼丘山才生下孔子，所以名“丘”字“尼”以记其事。孔子只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字叫孟皮。孔子行二，所以行第字用了一个“仲”。如果父母就生他一人的话，行第字就用不着了。这一格式在先秦常见。如孔子的先祖中，有名何字弗父的，有名周字宋父的，有名嘉字孔父的。孔子是殷人之后，本姓子，孔作氏，就是从这位孔父来的。
“伯某父”这一取字格式，在春秋时代最为流行。但为了方便，使用时多有省略。其格式有二：
(1)“某父”式：鲁国开国君为周公之长子，字叫伯禽父，《左传·昭公十二年》称为禽父，鲁公子仲庆父，《左传·庄公八年》称为庆父。孔子字仲尼父，鲁哀公称之为尼父。其他如鲁公子益师之称众父，公子翚〔hui挥〕之称羽父，公敛阳之称公敛处父，中行桓子之称荀林父，等等，都是省去行第字眼，只称“某父”。
(2)“伯某”式：伯禽父又称伯禽，除见于《左传·定公四年》外，文献古籍中多用此称。周之内史叔兴父，《左传·僖公十六年》又称之为叔兴。孔子除《哀公十六年》鲁哀公称之为尼父外，其他处皆称为仲尼，《论语》记述各方面人士谈论孔子时，也是多称为仲尼。
以上二者皆是称字的方式，而非取字的方式，但对后世取字却产生了影响。“某父”式颇为博雅好古的文士所采用，尤多见于宋代。如孔文仲字经父，孔武仲字平父，孔平仲字义甫(父)，刘敞字原父，刘攽字贡父，洪刍字驹父，洪朋字龟父，等等。“伯某”式后世取字仿效尤广，仅就《三国志》所见，就不可胜数了。如：孙策字伯符，孙权字仲谋，陆逊字伯言，姜维字伯约，马超字孟起，马良字季常，马谡字幼常，许褚字仲康，郭淮字伯济，程昱字仲德，嵇康字叔夜……
至于那个“伯某父”的典范取字格式，后世取字虽未袭用，但于著作、作品或某种庄重场合署名时，却还是要启用的。譬如明人魏学洢〔yi衣〕在《核舟记》记述微雕艺人在舟的背面这样刻道：
天启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远甫刻
这“叔远甫”就是仿“伯某父”，也就是“叔远父”。汉代时嫌这个“父”字太刺眼，改用“甫”。虽然“父”作表字缀饰时也读作第三声，和“甫”一样，可是后代人还是少用，只有某些爱仿古的人还偶而使用。这样倒给汉语中添了一个礼貌用语。朋友初次相识，彼此先问：“贵姓？”得到对方回答后，接着便问：“台甫？”这“台甫”的意思就是“尊字”，或是“您的字”。
“伯某父”这一取字的典范格式，在先秦不但适用于贵族男子，也适用于贵族女子，所不同的是，女子要将“父”改作“母”，并于行第字眼后列出姓。如春秋时代的铜器铸公簠〔fu府〕铭文上有“孟妊车母”，干氏叔子盘上有“中(仲)姬客母”。其中“孟”“中(仲)”表行第，“妊”、“姬”是姓。其所以标姓，是因为先秦很强调“同姓不婚”，担心同姓相婚，“其生不繁”，于是形成了“男子重氏(只有贵族才有氏)，女子重姓”的风气。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后代，张姓女子嫁到王家便称王张氏，李姓女子嫁给赵家便称赵李氏；名可以不列，姓不能不标。除于行第字后列姓而外，还有于行第字前列国名的。如齐侯匜〔yi仪〕上有虢〔guo国〕孟姬良母。女性名字前之所以列国名，当是礼俗如此。譬如鲁昭公娶了吴国女子，为避免受同姓相婚之讥，便管这位吴国夫人叫吴孟子，让她像宋国女子一样(宋为子姓)，而不敢叫吴孟姬。
先秦贵族女性取字格式，《仪礼》、《礼记》皆未载，这是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通过对金文的研究之后才揭示出来的①。因为发现得较晚，对后世女性也就谈不上什么影响了。
在先秦时代，另一通行的取字格式，是在“表字”前加修饰字眼“子”。子为男子美称。孔子诸弟子的字，有不少是采用这一格式的。如：陈亢字子禽，南宫[辶昏]〔kuo括〕字子容，卜商字子夏，言偃字子游，端木赐字子贡，颛〔zhuan专〕孙师字子张，仲由字子路，等等。这一格式，在后世颇为流行。如汉代张良字子房，苏武字子卿，三国赵云字子龙，诸葛瑾字子瑜，唐杜甫字子美，柳宗元字子厚，等等。
先秦还有不加任何修饰字眼的一个字儿的字。如公子巩字石，申党字周，公子务人字为，白丹字圭，屈平字原。这其中也可能原本有“子”而可以省去的。例如颜回，《论语》只称颜渊，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却颜子渊、颜渊并用。不过后代却一度用过一个字儿的字，如项籍字羽，陈胜字涉。汉以后逐渐少见。唐代又一度出现，如房玄龄字乔，颜师古字籀〔zhou昼〕。
自汉代起，不少人有将“子”置于表字之后的。这种格式似是摹仿先秦各国卿大夫谥号，如季康子、赵宣子、赵简子等。汉人将“子”置于表字后的，如朱买臣字翁子，白光字少子，张禹字长子，陈遂字长子，王崇字少子，东汉张衡字平子。魏晋以来仍有采用这一格式的。如晋司马道子字道子，唐吴道玄字道子。
后世还有将表行第的字当作后缀的。这大概也是仿效春秋时代对已故之卿大夫谥字并称的格式。如齐国田完称田敬仲，齐桓公之相管夷吾称管敬仲，鲁大夫臧孙辰称臧文仲，臧孙达称臧哀伯。这敬、文、哀都是谥，仲、伯一向皆以为是字，不过也可能是行第。周人习惯于50以后称伯仲，人们以称行第为敬，于是就认为是字了。秦汉以后的人，将伯、仲、叔、季等字置于后，则无疑是表行第。如西汉翟义字文仲，史丹字君仲，三国王象字羲伯，何晏字平叔，李密字令伯，杜恕字务伯，等等。
后世字的格式变化，主要是修饰成分的变化。历代都有一些时尚字眼，或置前，或缀后，有的只能缀后(如父、老、叟，村、堂、斋等)，情况不一。但不论如何变易，也不论出现多少新的修饰成分，它只能起陪衬辅助作用，不能同主体平分秋色。
但是，后世取字，有许多是引用经书，使用典故，或袭用古人姓名，则往往两个字儿都一并起作用，不同于行第字眼和其他修饰性字眼。如唐代陆羽字鸿渐，用的是《易·渐卦》“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宋代楼伯圭字禹锡，用的是《书·禹贡》“禹锡玄圭”；宋代章宪字叔度，用的是东汉黄宪的名和字；清代的庄曰璜字渭川，用的是姜太公钓于渭水，得一玉璜，后遇文王的故事。这些都是两个字儿的字，都是实体，无一是修饰性的，难分主次。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人的表字绝大多数是由两个字组成的，其中以一个为主，另一个为辅；为主的与名相协，为辅的只起修饰帮衬作用，有的是表示行第。辅助字有的置前，有的置后，有的只能缀后不能置前。使典用事的字，往往两字并重。
第二节 字和名的关系
字是从名儿上派生出的，它对名儿有表述、阐明的作用，所以又叫“表字”；所解释的是名儿的性质和含义，所以也叫“表德”。正因为字和名儿在意义上有这样密切的联系，所以《白虎通·姓名》才说：“或傍其名而为之字者，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如何“傍名为字”，还须举例说明。例如：
颜回字渊
《说文解字·口部》：“回，转也。”《水部》：“渊，回水也。”一为水洄流旋转，一为旋转流动之深水，二者义相类，所以相应。
曾参字子舆
参(旧读shen)，借作“骖”〔can餐〕。古代一车套三匹马叫“骖”，驾车马在两侧者也叫“骖”。舆为车。名参字子舆是因马而及车。
诸葛亮字孔明
明、亮同义，所以二者相协。孔，极，很。孔明，犹言极明亮。
庞统字士元
《说文解字·系部》：“统，纪也。”段玉裁注引《公羊传》何注：“统，始也。”《一部》：“元，始也。”统、元同义，故二者相协。士，男子美称。
任何一种事物都是多方面的，它可以从这一角度观察，也可从另一角度观察，角度不同，所见也会不同。“傍名为字”也是如此，可以取这一角度，也可取另一角度，这要依命名取字者的意向而定。譬如宋代大文豪苏轼，字子瞻。他为什么这样取字呢？我们且看他父亲苏洵在《名二子说》一文中的解释：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福祸之间也。辙乎！ 吾知免矣。(《嘉祐集》)
古代车厢前面的一块横木叫“轼”。其作用有二：人端坐车中面向前方，可做扶手；在车中行礼时，可双手凭轼，俯首示敬。如果名“轼”，字可以叫“子车”，也可叫“子敬”，还可叫“仲礼”(苏轼行二，一字和仲。即是取《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文义与“轼”相应)。但苏洵着眼点不在此，而是看重了“轼”在车的整体上的外观作用，如同君子除有内在之美而外，还要“尊其瞻视”，兼有外在的美，于是将苏轼的字改为子瞻，让他谨记：“惧汝之不外饰也！”重瞻视，即是讲威仪，也就是讲礼仪，仍与凭轼行礼相关联，但比字“和仲”的蕴涵丰富多了，也深邃多了。
至于苏辙字子由，原本也很简单。辙为车行之迹，又示人是车的必由之路，故以“由”应“辙”。但苏洵从车辙上悟到了一个哲理：车辙既然不以指示给车以必由之路而居功，自然也就不会因车翻马毙而受过。享其福者亦必受其祸。他让幼子名辙字子由，是想要儿子明白老子祸福相倚这个深刻道理。
字必须“傍名为之”，使二者有意义上的联系，否则就不成其“表字”，因为它无“德”可“表”了。
不过，先秦时代有以伯、仲、叔、季等行第区别字当作字的，它虽与名儿无意义联系，但情有可原。因为周人曾有“五十以伯仲”的称呼。称伯仲也是为了敬其名，所以就当作字了。这是变格，不足为训。后世此格不行。唐代人虽盛行称行第，但这与字无关。
2013年11月9日星期六
第一节 为什么取字
周代贵族男子，20岁算成年。年满20岁，要举行加冠仪式。就是将垂发束起来，挽在头顶，戴上冠，用簪把冠和发髻〔ji继〕固定在一起，然后由通过占卜选定的加冠嘉宾根据他名儿的含义，给起一个字，自此以后，就列入“丈夫”行列了。这就是《礼记·曲礼上》说的“男子二十冠而字”和《穀梁传·文公十二年》说的“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
为什么男子成年要“冠而字”呢？因为名儿是父亲起的，是幼年用的；长大成人了，别人不宜呼叫他的名儿，所以得另取字。《礼记·冠义》说：“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仪礼·士冠礼》则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另外还有一层原因。周人有避讳的习俗，人死之后，为了对他表示尊敬，就不再称他的名儿，这叫作“以讳事神”(《左传·桓公六年》)。为长远计，所以成年之后，就“敬名称字”了。
然而《礼记·冠义》还说，已冠而字，“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原来这“冠而字”并不仅仅为“敬名称字”，还有深意存焉。它是贵族阶层中，对一个成年男性承认并接纳为正式成员的一种表示，自此之后，便可以让他“治人”。难怪周人把冠礼看得如此庄重，把它当作是“礼之始”呢！
时移世易，发展到后代，世卿世禄制不复存在了，取字的深层次含义被过滤去了。人们取字，只是为了参与社会交际，所以也用不着隆重地举行冠礼了。汉以来，皇太子还有举行冠礼的，还可依稀看到点“治人”的影子，而士大夫阶层很少有这样循古的了。我们从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可以看到，起码由唐代起，连知书达礼的人家，对举行冠礼取字一事，都颇感不合时宜了。
取字原属贵族阶层的特权，后来扩展为知识阶层的事，而一般下层劳动人民还不得“染指”。宋代还不准下层社会的人取字。到了明清时代，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几乎无人无字。尽管也遭到文人士大夫们的抨击和嘲讽，但取字的习俗，还是被普遍推广开来。
先秦时代，字是举行冠礼时，由选定的嘉宾给起，后世不举行冠礼了，字则改由父祖、老师，或请其他通文墨的人给起，而且也不一定都到了成年才起，很可能是小名、大名和字一同起下的。当然，也有长成人之后，才请人起字的。有不少文章大家的文集中，常有“字说”这类题目的文章，这都是代人取字的“内容简介”，或者叫“取字说明书”。
上古的贵族女子，原本也起字。《礼记·曲礼上》说：“女子许嫁，笄〔ji机〕而字。”就是说，当女子成年许配人家时，把垂发挽在头顶，用笄别住，并给她取字。这一礼制，秦汉以后没承袭下来。虽然上层妇女中，有的也既有名，又有字，但不一定是“许嫁笄而字”。广大女性一般自幼至成年，就只有一个小名(闺名)。不过，这一礼制虽未推行开来，但在汉语中却留下了许多成语。如说女子已有婆家，叫作“已字”，“已字人”；没找婆家，则称“待字闺中”，“未字人”，“未字”。
第四节 因姓取名
所谓“因姓取名”，就是借助姓氏的代表字所具有的语词义，取个名与之组成词、词组或短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也就是连姓成文。
中国人的姓氏虽是用一个个不同形体的汉字来表示的，但这一个个不同形体的汉字，却不是专为这些姓氏“服务”的，它们还是诸多汉语词的载体。也就是说，这些用作姓氏的汉字，不仅有姓氏义，还具有其语词义。譬如“张”字，除了姓氏义外，起码还有这样一些常用义：安上弓弦；使闭合的东西展开；扩大；陈设；看，望；等等。如果用它组成连姓成文的名字，便可能出现：张琴弦、张乐弦；张翼飞、张翼鹏；张其功、张其名；张礼乐、张燕会(燕，同“宴”)；张景致、张美景，等等。
这种命名方式始自何时，已难稽考。依清人顾炎武说，似乎起于唐。他在《日知录》卷二三引了自唐至辽的几个伶人名，如唐黄幡绰、云朝霞，五代的敬新磨，辽代的罗衣轻。在引五代靖边庭时，并引《通鉴》胡三省〔xing醒〕注说：“靖，姓也。优伶之名，与姓通取一义，所以为谑也。”正因为伶人取这种连姓成文的名字是为了博取君王笑乐的，士大夫才不愿仿效，所以顾炎武才慨叹道：“以士大夫而效伶人之命名，则自嘉靖以来然矣！”
其实，这种命名方式出现的还要早一些。例如《后汉书·方术传·华佗》已载有鲁女生，唐虞，南朝宋有垣护之，梁有周盘龙，后梁还有马称心，北魏有封敕文(封好皇帝诏书)，北齐有高尚士，隋有常得志，而唐代诗人元结的祖父名亨，字利贞，姓氏、名、字用了《易·乾卦》整句彖辞“元亨利贞”，这岂不都是因姓取名吗？所不同者，只不过少些“镜子新磨”(敬新磨)、“罗衣轻柔”(罗衣轻)的轻佻戏谑意味罢了。
到了宋代，士大夫以此方式命名的就多了起来，但都庄重严肃，且多利用各种文献。举几例如下：
齐闻韶
《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万人杰
《孟子·公孙丑上》“俊杰在位”汉赵岐注：“俊，美才出众者也；万人者称杰。”
葛天民
陶潜《五柳先生传》：“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毕从周
《论语·八佾〔yi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连姓成文为“全从周代”。
就是不用经史典故的，也没有俳〔pai排〕优的诙谐习气。如江万里、陈嘉言、陈至道等。
以单名连姓成文的名字也极多。如：周南、洪福、严肃、严实、周密、高谈、白珪、梁栋……
金元仍继此风。如张汝翼(“展开你的翅膀”)，元好问(语本《书·仲虺〔hui悔〕之诰》“好问则裕”，连姓为文则成了“元本好问”)。
确实像顾炎武所批评的那样，明自嘉靖起，连姓取名成风。其中有雅驯的，有通俗易晓的，有粗鄙的，也有像优伶的。举例如下。
吕调阳
周兴嗣《千字文》：“律吕调阳。”
张四维
《管子·牧民》：“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此正面应用。
席上珍
《礼记·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龙在田
《易·乾卦》：“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温如玉
《诗·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马逢皋
《列子·说符》载，伯乐荐九方皋为秦穆公相马。皋遗形取神，果得良马。以马遇九方皋喻愿得明主赏识。
有的因姓取名者，虽也引经据典，但其格调却与优伶相似。如：
线补衮〔gun滚〕
《诗·大雅·烝民》：“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衮，天子的礼服。以线补缀天子之服，喻为天子纠正得失，拾遗补阙。
马足轻
王维《观猎》诗：“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还有不用典的，如：满朝荐、黎民安、黄河水、湛如水、从所向、莫如忠，都和靖边庭、罗衣轻、翟院深(宋代优伶)相去无几。
也还有些粗鄙的，如猛如虎、虎大威。好在他们都是武人，名与人倒也相称。
清承明代遗风，仍有因姓取名的，尤多见于清代早期。这可能因为这些人是由明入清，名字由上代带来的，如石孕玉、万斯年(取义《诗·大雅·下武》“于万斯年”)、马负图(取义“龙马负图”的古代传说)、慕天颜等，都是如此。康熙以后，此风虽稍杀，但仍有石韫玉、池生春(取义谢灵运《登池上楼》诗“池塘生春草”)、万斛泉之类的名字；甚至还有名与字都连姓成文的，如名黄金台，字鹤楼。黄金台和黄鹤楼都是古建筑名，在这之前，还未发现过。
因姓取名既然能组成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在某个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也可能闹误会或笑话。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七曾记述过这样一则时事笑话：
近岁有岭南监司但中庸……一日朝士同观报状，见岭南郡守以不法被勘，朝旨“令但中庸根勘”。有一人辄叹曰：“此郡守必是权贵所主。”问：“何以知之？”曰：“若是孤寒，必须痛治，此乃‘令但中庸根勘’，即有力可知。”同座者无不掩口。其人悻然作色曰：“拙直宜为诸公所笑！”竟不悟而去。
这位自命“拙直”的朝士，把“但中庸根勘”理解为“只可不偏不倚地根究”，不曾想到“但中庸”乃是一个人，只能被同僚们视为冬烘先生了。
既然名和姓连在一起，能表达一个比较复杂而完整的意思，那么在某个语言环境中，就有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某种反应，时间、场合和接受人物不同，其反应结果亦异。在封建社会中，不少人有的因为名字招了祸，但也有却由此而得了福，这全靠机缘凑巧。这种事，自唐宋以来，史不绝书。远的就不去讲了，只举几个清代的例子，就可概见其他了。
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己酉科殿试时，有一个叫胡长龄的人，在进呈的10本卷子中，他在最末。但当乾隆皇帝看到卷子上“胡长龄”三字时，却不禁欣喜地说：“胡人乃长龄耶！”于是把他提到第一名，“钦点”为状元。原来当时的乾隆皇帝已年近八旬，这之前就已自号“古希天子”，何况又以为文治武功震烁古今，足可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此时真可谓踌躇满志，别无他求，“所不足者惟寿耳”了。恰在此时看到胡长龄这个名字，以为这是预示他长生不老，于是连“胡”字也不忌讳了，竟自承认是胡人，来应这个吉兆。这是胡长龄做梦也不曾想到的。胡长龄这个人，品德还不错，会试虽出自权相和珅门下，但他并不阿附和珅，所以很为后来的嘉庆皇帝所器重。
有的名字取义原不错，但遇上神经过敏，多忌讳，爱挑剔的人，就难免不节外生枝，变生不测。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戊辰科殿试时，有一位叫王国均的人，本已列在前十名中，那位临朝听政的孝钦太后(就是后来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以为“王国均”听起来像“亡国君”，很不高兴，便把他降在三甲，做了“榜下知县”，潦倒一生。王国均的名字取自《诗·小雅·节南山》“秉国之均，四方是维”，是非常冠冕堂皇的，然而处在国势已衰，朝政日非的晚清，又遇上个心理状态不健康、多疑忌的太后，竟把前程给断送了①。这算一个连姓取名的悲剧吧。
20世纪初，民间还流传着一个因为名字吉祥而中状元的故事。
慈禧太后想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举办70大庆，为了增添吉庆热烈气氛，先一年(1903年)举行一次恩科会试，次年的常科会试，也作恩科举行。这样便“猗与盛哉”了。1903年恩科取中的状元名叫王寿彭。榜发后，好事者便议论道：“‘王寿彭’三字，意思是说，君王之寿可与活了800岁的彭祖一样。这应了太后70大寿的景儿，老佛爷一高兴，于是钦点他为头名状元。”其实，此事“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多是揣测、分析出来的。不过这种奇闻是不胫而走的，人们几乎都认为王寿彭是因名字好才中了状元的。这位状元公即使浑身是口，恐也难以辩白清楚，只能徒唤奈何了。
因姓取名这种方式，从北齐的颜之推②，到清初的几位大学者③，无不持否定态度，然而它还是被推广开了。尤其是早期白话小说，人物的名字，不少是用这一方法取的；尤多用谐音。譬如《红楼梦》中有两个对全书故事情节的发展，起着起、承、转、合和穿插过渡作用的人物，一个叫甄士隐，一个叫贾雨村。甄名费字士隐，意即真的废掉，事亦隐去，也就是把真事掩藏起来。贾名化，字时飞，别号雨村，意即假话，事非，语言亦“村”。曹雪芹在开宗明义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中解说道：
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
又道：
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故曰“贾雨村”云云。
从“三言”、“二拍”到明清之际的才子佳人小说，如《好逑传》、《玉支矶》等，从《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到晚清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几乎随处可见这种因姓取名的例子。小说作者之所以乐用此法给人物命名，因为它可以寓意，如贾雨村、甄士隐；它可以评品人物，如卜成仁、卜世仁；它可暗示故事情节，如霍启、霍士端……它简直成了一种辅助性的表达手段。
如此看来，因姓取名也未可轻易否定。今时从事文学艺术活动的人，不是还有因姓取名的吗？应该注意的是：要严肃，不要油滑庸俗；尤其要仔细斟酌自己的姓能同哪些词谐音，不然的话，即使你不愿因姓取名，说不定也会起出像小说中连姓成文的名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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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以上两事载《清稗类钞·姓名类》。
②见《颜氏家训·风操》。
③如顾炎武、张尔岐(《蒿庵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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